引子

多年前，当《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为热帖广传的时候，我就曾萌发过对自己的生活周遭进行书写的想法。以前读《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中国在梁庄》《土门日记》《崖边报告》等书籍时，就被其热切的使命担当和社会学观测视角所吸引。到后来，借助血社火民俗的支点，我撰写出版了《隐喻的身体：血社火民俗考察手记》一书，算是我对这一研究方法的普及性尝试，但在社会学的深度理性思考上，明显还有欠缺。可我也逐渐获得了一种认识：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特定民俗，都需要研究者回到文化艺术活动发生和传播的现场，走出书斋，以合适的方法认知社会生活和文化事象。这样，不仅可以提醒研究者警惕“本本主义”式的玄谈阔论，更能从文化智慧本身获得与之互通的精神能量。故而，我总在试图尝试一种接地气的亲切写作，在民间艺术的研究中，我不忍忽略社会生活中那些与世道人心深切关联的生动现状。

关于过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未曾离开我的家乡，但真正要以研究者的视角予以深察并进行写作的时候，却并不那么具有太大的把握。按说，这种在场性的参与者身份，是最能获取真实的生活资料的，但是面对如何在这种自己熟悉的日常中取舍提纯，依然心存忐忑。研究性写作依赖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研究视角、思维方式和眼界格局。

为了引导西安美术学院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我最终把自己从一个多年业已形成的无所事事的慵懒状态逼迫了出来。我的视角自然会受到生活经验、时间片段、专业背景等的支持和局限，我想做的，就是力尽将我所经历、看到和听到的生活素材进行加工，呈现出贴近生活常态的一点思考。

今年春节期间，DeepSeek的横空出世，令国人极为振奋，它是世界科技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已经并将逐步改变世界的文化生态和经济格局，再进一步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为人类提出更需超越的时代命题。具体一点来说，不希望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是对科技文明的不恰当应用。我认为，在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领域，还是要保持手工写作的真诚性和虔诚心，不管人工智能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人类，尤其对于初涉专业领域的年轻学子们而言，脚踏实地地守住职业底线，也就是对人类科技文明的尊重，也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承认。

那排屋舍处，就是我降生的血地

回家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春节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谓“回家”，多是回到自己的生养地，或者父母的所居之处。因此，亲情成为了“春节”仪式中的强大召唤，这是其它节日所无法相比的。在冬去春来之时，一家人乃至一个家族、一个村落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甚至道德则律。因此，无论天气如何，无论千万里的阻隔，中国人都要尽可能地想尽办法，回到自己的老家。冷兵器时代，在外的游子们依赖脚力、牲畜或畜力车以及船只回家，其对体力、时间和经济成本的考验比今人更为不易，若是碰到雨雪天气，安全隐患更是麻烦。近现代以来，飞机、火车、汽车等能源交通工具的出现，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漫漫归途的条件，但即便如此，很多老百姓还是要在春运期间遭受回家的种种困难，有人甚至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自出生时起，几乎每年都回老家过年，期间只有过一次例外。父母年纪大了，有时我们会劝，看能否在城里过年，可到目前为止，得到的答案都异常坚定，“不回老家，先人（祖先）谁侍奉？亲戚谁招呼？过年就是要回到老人身边，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必须回来！死了我就管不着了，不扫墓就不扫墓”，说这话的人是母亲，语气是不容商量甚至有时带着埋怨和训斥的意味。是的，从母亲质问的几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认为的不想让老人操劳、老家没有取暖设施、在城里过年有意思等等理由，就显得十分小我且自私。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完全不同。

我相信，农村出身娶了城里媳妇的“凤凰男”，没少在春节回老家这件事情上费口舌，以致发生摩擦和矛盾。我家倒是相互理解、相安无事。起初，固执的母亲认为，每年除夕，作为家庭成员的媳妇就是得在家里，平时回不回来不打紧，春节期间的回家更多具有象征性，因此来表明“我家的”和“你家的”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对家庭权力的宣示。要不然，就会遭受来自别的家庭的“嘲笑”。后来我给母亲讲，她是独生女，我们一家团聚，岳父母身边没有孩子陪着，是不是有点残忍。母亲同意了妻子单双年回家的方法。

我每年在老家，遭遇最多的问话就是，“啥时间回来的？媳妇和娃都回来了吧？！”如果我说，“媳妇没回来！”有人甚至会接着问，“咋（为啥）没回来？过年不是不上班么！？”等等。我会从他们的语气和眼神中迅速判断出以下可能的信息：夫妻关系不好？管不住媳妇？不爱回家？看不起农村人？不孝敬老人？甚至——离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挺能理解农村老人的为难之处。

作为长期与农村老人交流相处不多的城里媳妇，如何融入夫家的乡村语境，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或许在很多城市女性的心里，也不存在是否要融入的问题。春节回家，只是对丈夫及其家庭的一种象征性尊重，并不涉及深层次的生活问题。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女性而言，回老家必然首先面临不少的生活细节问题，如上厕所、取暖、睡眠、洗澡、吃饭等的家庭日常细节，同时还要面对村落的交际问题。城市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零散组装，类似积木。各家人出了门，在单位之外，即是陌生人的社会，这种工作和居家分离的模式，使得城市空间显现出明确的陌生化特征。乡村，是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尤其在农耕时代，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加之生产和生活条件所限，乡村人需要在农业生活中形成紧密的互助关系，因此，在血缘和地缘因素的双重加持下，乡村人的关系亲近且微妙，它需要更花心思地去进行日常维护，即便是在彼此依赖大大减弱的当下，乡村人的传统关系和维护方式依然重要。我一回到老家，母亲就经常叮嘱要及时友好地多打招呼。作为外来者的城里媳妇，这种长期形成的村落关系显得尤为复杂，甚至作为我这种中途退场的农村人而言，一些人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更不要说偶尔回村一次的城市女性。不仅城市女性如此，就是现今新一代的农村媳妇，对乡村的疏离感也大大增加。两年前，在大荔县阿寿村调研时的遭遇让我触动颇深。刚进入该村落的第一天，我在打问某组某人时看见了一位坐在门口哄孩子的年轻媳妇，故上前问询，结果她竟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另一组的信息，一位路过的老者听到，热情将我们领到了那户人家里。我当时还特意问她是否是该村的新入女性，她说是，从孩子的年龄判断，她嫁到该村的时间应在两三年以上。这反映出如今新型的乡村关系已经与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人与人的熟悉程度不断遭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解构。更不要说，“城里媳妇”回乡所要面对的尴尬了。

关于回家，十七岁的儿子今年早早自己说了话，“我今年和你老早回家看爷爷奶奶”，这句话着实让我温暖了许久。当时我问他，“今年除夕你不陪姥姥姥爷？”他说：“姥姥姥爷离得近，想见就见了，爷爷奶奶见得少。”这时，妻子在一旁说，“今年我能不能不回去？（岳母眼睛有疾）老人主要是看儿子呢。”岳母的身体当然是大事，乡村环境里对于媳妇回家的种种观念，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只要母亲能够理解。而且，母亲也是个明事理之人，只是有时比较受制于乡村文化的外力拘囿。

大年二十九（1月27日）晨起，我和儿子乘火车回家，从西安坐高铁到杨凌，只需26分钟，普通火车50分钟，下车后坐出租不到半小时即可到家，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但是，现今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基本也就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平时忙乱地实在无暇。很多族内亲友的红白喜事我都参加不了，彻底演变成了一个纸上谈兵的民俗观察者和所谓研究者。以前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回家的次数都是现在的两倍之多。因此，对于回老家，我总是心存愧意。

我们家族的祖案

祭祖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节时的团聚，不仅关乎生者，还有故去的人，以至神灵。如果说平日的生产基本围绕衣食住行的物质内容来展开，那以春节为代表的节令时段则是籍借物质对精神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母亲的宗族意识比我要强韧很多，除了平时对于家族事务义不容辞的担当，在特殊节庆时，她对于亡故亲人也显现出一以贯之的挂念。年三十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坟地迎接祖先，这时候，村里大大小小的庙宇也要新续香火，平时不开门的小庙宇，当天要洒扫尘除、燃烛上香。不得不承认，我们村的迎祖环节越来越简化了，三十年前，很多家户要挑着一种火罐灯笼，端着木盘，将黄表纸、蜡烛和香置于其中，族内老少男性恭恭敬敬地去坟地，后来，手工制的灯笼越来越少见，一些人家就携带玻璃灯前去。这十年来，几乎已经见不到携灯和端盘的人家了，更多的人是将黄表纸和麻纸夹在腋窝里，以前的恭敬感少了很多。另外，二三十年前，年节前的准备工作相对繁琐，乡人们去坟地也比较晚，只要赶在天黑前将祖先迎回来便可。可是现在，吃完午饭后的三点左右，无所事事的人们已经往坟地走了。

让我觉得有神圣感的，是我们家族有一帧绘制精美的祖案，中堂部分绘制的是五服之内的祖先形象，左边是男性，右边为女性，仪态端严，形容相似，人物皆着清代服饰。中间有牡丹花、菊花、博古、香烛等物。两边条屏上绘制的是二十四孝的故事。自我幼小时的记忆中，这件祖案都是非常神秘的存在。每年除夕将之挂起来，清素的农舍里便有了神圣恢弘的气息。这帧祖案是20世纪50年代间绘制的，那时，我的太公长于经营、乐善好施，日子比较富裕，据说请了画匠，吃住在家，月余才完成的。到如今，这件祖案已是全村最好的了。现在手绘的祖案十分少见，而且大多工艺粗糙、形象简率，能看过眼的极少。

按规矩，祖案需得供在长子家，我父亲排行老三，是没有这个资格的。爷爷去世后，祖案由大伯接管。十二年前，大伯去世，因为二伯去世更早，所以，祖案便供奉在我们家了。对于这样一份本不可能属于我们家的资质和荣誉，父母显然非常珍视。母亲是个急性子，大年三十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督促父亲早早将祖案张挂起来，清洗擦拭器皿，供奉蔬果、香烛。

每年三十下午，随着祭祖的队伍，我们家族的男性每家出一个人，一起到陵园去祭请祖先。陵园的所在地距离我家五百米左右，恰巧在火张村原址的旁边，对于绝大多数男性而言，生于斯、活于斯、葬于斯，每每想起这一点，我的内心总能升腾起无限感慨：在有生之年，能走多远，还是要尽量多去见识和体验。陵园中，我的爷爷、奶奶、大伯、二伯、二妈都在此安眠。我的太爷爷和太奶的墓地因为年月太久，没有墓塚，已经难以知晓具体的位置了。以前，我总是跟着大伯和父亲，根据他们早年的记忆来烧纸上香。亲人故去的时候，我们都无限悲痛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哀痛感逐渐减弱，现在每次去坟地，更多则是内心的感慨和自我诉说。人的死亡有生理性和精神性两种，对于后者来说，被遗忘是最终的死亡，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三代以后，基本就被遗忘了，这中囿于家庭成员记忆的命运，顶多如此。只有极少数人，可能会被社会和历史记忆。

烧纸上香后，我们有时会说，“xx，回家吧！”回到家后，径直到祖案处烧纸、焚香、跪拜，祖先就算是回到家了。在这之前，家里的神灵早已安位，于是，每家每户在此时便形成了学理上所说的“文化空间”。小到每个家庭，中到一个村落，大到整个国家，在此时便无比统一地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

我们老家有一个习惯——献饭，也就是过年期间，每顿饭的第一碗，一定是要献给祖先的，对于神灵而言，只需象征性地在除夕之夜将第一碗臊子面汤汁滴洒在庭院中就行。但是，家里人难免有时忘记献饭，这时候，父母便表现出深深的歉意，这种歉意是绝对真诚的，而且母亲会说出来，乞求祖先的理解和宽恕。这一点，让我们有些动容和惭愧，因为在我们的心底，的确没有如此真切的观念。

由此可见，人的文化认同主要并非来自书本，而是真切的生活实践。习惯于在纸面上津津乐道的民俗学者，可能在生活中未必是一位传统文化的承传者。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除了显而易见的生活环境的不同，也可能有知识结构不同所产生的认知差异。或者可以说，民俗资源是学者职业生存的需求，而对身在其中的百姓而言，却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陵园祭祖

年味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围绕年俗文化，很多学校、文化部门或商业机构都做出了相关反应。但客观来说，大多数老百姓生活中的年味并没有因此而得以改善，也很难改善。寒假伊始，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本科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以春节文化为主题展开，以多样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认知性表达。腾讯会议室内，学生们启而不发，没有一个学生就该话题有所回应。后来班长告诉我，对于年俗，他们确实没有多少学理上的认知和体验，更不要说做作业了，他们心里都很忙然。我也一再给学生说，作业并不是要求大家以粉饰现状的角度去描写或赞美民俗，而是基于我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去思考。但这样一说，学生们更加茫然了。

说到“年味”，我的记忆总会回溯到二十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过年会有很多群众文艺的生活内容，人们会期盼和珍惜这样的日子，可现在，大多数乡村的年节记忆已经几乎被简化到吃饭和睡觉而已。精神文明内容的淡化和消失，会迫使人向工具化和动物化的角度退化。

传统年节的美好，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以前平淡乏味的日常反衬的结果。从腊八开始，人们便进入了富于节奏感的年节之中。正因为那时物资匮乏，生活单调，年节时的诸多物质与精神体尝才给了人们以更多期待。杀年猪、庖汤宴、剪窗花、买年画、大扫除、蒸馍馍、祭灶王、写春联、布置庭院，这些字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民俗环节，在科技不够发达的生活中只能慢条斯理地铺展开来，这种循序渐进的生活内容，是激动人心的新春高潮的前奏。缺少了这些前奏的铺垫和撩拨，情绪的兴奋感也便会大大减弱。但是，现代科技总是以傲娇的优越感暴击着手工方式为主的农业文化。

以贴窗花和贴春联为例，今年尤其让我感慨。大年三十上午，我和儿子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张贴完了所有的神码、春联和福字。而这些工作量，放到三十年前，没有十倍以上的时间成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想起小时候和奶奶、妈妈、婶子及姐姐们剪窗花的情形，腊月前的这段时间，各家各户的女性都会三五成组地聚集起来，拿出积攒的花样子，相互交流。用来展示的手艺自然马虎不得，所以，要尽可能地多剪，然后再优选出好的，贴在自家的窗户上。今年翻看老照片的时候，在摄于1993年的照片里，发现了我与妹妹装扮起来的彩色的窗户。在此之前的关中乡村，冬季里色彩极其单调，明艳色彩的窗花和年画激发着人们潜藏于心的兴奋。尤其是孩子，特别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窗花和年画的细节之中。记得十二三岁以后，母亲便将除夕时美化家庭的任务交给我和妹妹，大大小小的窗格子，要一个一个地用不同颜色或图案的彩纸张贴起来，虽然窗花不一定是自己剪的，但要将之装扮起来，都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如何搭配颜色，如何将剪纸妥帖地贴在背纸上，不同颜色的纸张要仔细连缀起来，这些活计要用去大半天的时间才可。十六七岁之后，我开始自己书写并售卖春联，在此之前，我每年都要拿着红纸到村里找善书的长者来写，排队等待是常有的事，而且，等春联差不多干了才能拿回家，那时没有工业生产的糨糊或胶带，要用一只铁勺，将小麦粉放置其中，稍加搅拌后放在火上去烤，随着温度的上升不断搅拌，使之成为粘糊状才好。熬好的浆糊多是用筷子或手指剜出来，一点点涂抹，然后，我再与妹妹配合，将之贴平在门框上，这对于小孩子来讲并非易事，而且也很费时间。可是近十余年来，手工书写的春联日渐减少，银行、政府、保险公司、培训机构等处用于商业宣传所印制的春联每年都会积攒很多，这些简便易行的春联虽然少了手工书写的个性趣味，但农民来说，经济实惠是最大的竞争力，即便是花钱去买印制的春联，也很是便宜。再加上现在平整的墙面，贴春联和神码只需几小块胶带便可搞定。玻璃窗户上早没了窗花，塑料纸印制的窗花贴起来太过方便，只需用湿抹布轻轻擦拭，便可轻松贴在玻璃窗上。我之所以颇费口舌来表述这些并不复杂但繁琐的细节，是想说明这种简化深藏于我们现今生活的诸多环节中，起初，我们可能为其方便而叫好，但等我们反省过来时，发现民间文化几乎被“剃了光头”。小时候，对这些繁琐的细节不胜其烦，却转换成了今天的回味无穷。而我们所记忆的年味，就是由这些细节连缀而成的。缺乏过程而直达结果的事物，会使人的精神心理变得了无兴味。

如果说，除夕夜的零点是过年时节的高潮，那元宵前的半个月时间，都是中国人玩味生活的方式显现。三十晚上灯火通明。我小时候，还和母亲一起做过面灯，再后来是萝卜灯，自从老百姓买得起蜡烛时，此前的创造性和趣味也就没了。那时候，很多家户还会在院子里燎疳，可如今，谁还会有这样的兴味？！今年，村里很多人都装了以天然气为能源的暖气，除了父母身体的原因，当然还有他们为我们的着想，想让回来陪他们过年的孩子们能少受些寒冷。初一一天不洒扫，就是让大家好好喘口气，休息休息。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天左右的走亲戚。为了避免无聊，以前的村落从初三初五就开始操练家伙，以给乡民有更多的看点和参与感。前后时间加起来，在近一个月的传统年节中，先民总是变着法子调整情绪，以使生活不冷场。冰天雪地、寒风朔骨，老百姓的心劲儿却是滚烫，可是如今，躺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人不在少数。基本上过了初三，年劲儿就已经泄散了。

如今的乡村，已经很难调动起大型的群众活动了。社火，这一盛行于关陇地区的传统民俗，如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落已经偃旗息鼓了。三四十年前，我们村的社火在渭河中游一带享有盛名。社火比拼的不仅仅是财力，更是老百姓的心力。村民们团结不团结，群众文艺活动是最为明确的温度计。通常从大年初五开始，关中各地的村落逐渐开始预热，以至村村联动。在以神为名义的召唤下，男女老少都被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这一盛大的活动当中。25年前的关中乡村，总是能听到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斗社火中的锣鼓最为激动人心，寒冬腊月里，有些青壮年甚至赤膊上阵，其投入的精神状态让人血脉喷张、内心激越。这些人生记忆自幼小时进入我的大脑，就一直被深深刻录，并不断翻放回味。近十年来的寒假，我几乎每年都是在正月初五后出门，循着社火民俗的身影奔走，但是我的老家，早都没了过年的兴味。记得不到十岁的时候，我们村组织了上千人的社火演出，其中就有百出的马社火表演，爷爷贡献出他的良马，我跟着他，那一天，我们估计走了六七十里路，最后得到的报酬就是20根麻花，爷爷把一捆麻花喂了马，另一捆带给了家人。自发的群众文艺活动就是靠着这种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才得以圆满。所以，很多民俗文化的消退，实际上也是当下生产关系的真切显现。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社火，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活态延留，在敬祀天地、感恩自然的神圣主题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也得以纯化和提升，从而起到阖家睦邻、调养身心的作用。可土地的神圣感在50岁之后的农民心底里究竟还有多少？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文艺，不真诚的身心分裂才是最大的杀伤力，偏狭的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功利主义会使文艺流于浮华的形式，根植于心的文化精神才是人类自我救赎的良药。

可叹的是，近三五年来，我的老家已经完全听不到锣鼓声了，除了晚上间或响起的爆竹声，村落的安静一如往常。甚至除夕守岁跨年的爆竹声，也被以往少了许多，没有任何文艺活动，乡村人精神的萎靡显而易见。

我们的村庙太皇宫

后事

今年春节，给我最大触动的是关于死亡的话题。

我到家的当天晚上，母亲先是试探性地与我商量，关于他和父亲殁后的事宜。我以前很排斥，当父母试图言说的时候，我会以强烈的态度表示反感，我那时还做不到与父母理性交谈关于他们死亡的话题。父母的所谓后事，主要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们几乎是将自己大半的终生积蓄放在了保险公司，这些钱财只有到父母故去之后才能拿到，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刻意为子女所留的财产。这些钱财基本是在我硕士毕业之后，父母亲靠他们的体力劳动赚取的，之前的家庭花费以及时代条件，存不了几个钱。作为农民，他们在料理好家庭的各种事务之外，能积攒到如此数目的钱财，其所受的辛劳可想而知。

我的态度是：一、钱财为父母共有，如何分配，全由他们做主。二、打破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从法律角度来说，儿女都是财产的共同继承人。三、我的生活状况比妹妹好，后半生也是逐步提升，虽无大财，但却安稳。所以，建议父母多给妹妹一些。母亲听完，还是怕我有说不出口的人性必然，她通过自己在抖音上看到的内容给我举例，来说明女儿在养老方面的重要性，说我的工作会越来越忙，以后她和父亲要是大病，主要还是得靠妹妹服侍，如果划分不公，伤了人心，怕闹得很不愉快，伤了亲情。不管怎么讲，老人经历的世事更多，他们自有经验和道理，我也不反驳，听着就是。

大年初一，妹妹带着两个女儿回来。当天晚上，父母将我俩叫在一起，拿出保险公司的资料，做了清晰明确的交代。除了这些可继承的钱财，他们还预留了充足的生活费用。而且告诉我俩，以后如果遇到病灾，小病医治，大病放弃。

我和妹妹都没有说话。

作为农民的父母，拉扯一家过生活，都更不容易。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在1960年，那时母亲6岁，父亲7岁。正是现代中国非常苦难的时期，能吃饱肚子都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母亲家里很是贫苦，父亲家里比较殷实，这个娃娃亲对我舅家来说，意义重大。父亲14岁时，读到初二自动辍学，拜师成为了一个木匠。到20世纪90现代初，现代材料和工艺迅速代替传统土木和技艺，父亲侧重转向土建，直至到六七年前，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他才停止了建筑的营生。我们村半数以上的民居，都是父亲建造的。他所率领的队伍中，最下苦力的，多是稍有残障或单身的男性，父亲的仁慈善良可见一斑。他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村庄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由于建筑行业非常辛劳，父亲的身体透支严重，近五六年以来，突然衰老。腰椎间盘突出，再加上肺气肿，体力活基本干不了。村里有个扫马路的活儿，每次四十元，由于父母的人缘好，这便成为了他们近些年的一个寄托。此外，母亲一直坚持每年经营十亩左右的农田。母亲幼年丧母丧夫，吃了不少的苦头，同时也造就了她永不服输的个性。她心灵手巧、性格泼辣，在家庭与家族中做了非常多有担当的事务，处事极有智慧。画画、针线、种菜、务农，在村子里是个令人佩服的十足的能人。母亲的自信心一直爆棚，以前她偶尔会抱怨正直的大舅，作为队长的大舅，在六十年代把不少招工和读书的机会给了别人，让母亲不无遗憾，她有时会傲娇地说，我当时如果读到初中毕业，我把她县长当个啥！

转眼间，父母都已七十开外的人了。虽然母亲依然忙个不停，虽然身体还不错，但人生的不确定性也不容人乐观。所以，当父母说起后事的时候，我们也多了些坦然。而当心里接受父母关于身后事宜的同时，及时尽孝的念头也便比以前更加频繁地被想起。

院子里堆放着父母四年前买来的棺木，花了四千块，父亲说，今年得找个木匠，把材（棺）攅喽。我问他木匠好找不，他说就在邻村，已经说好了。这些年，村子里时常突然去世的人，有时随着父母感叹一番，那只是一种情绪，而放在亲人那里，就是深切的感情。父亲笑着说：“你太爷四十岁的时候，叫来匠人给他挖墓地，他圪蹴在一边指挥。”

使我们颇觉安慰的是，目前政府还允许乡民们土葬。十年前，一些地区出台禁止土葬的政策，也发生了不少极端的事件，后来，又慢慢回归土葬。汉族人对肉身完整性的珍视根深蒂固，我以前站在节约资源、移风易俗的角度与母亲探讨，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父母对他们的后事有很多思考，把葬礼的内容以及花费都考虑好了。村里的红白喜事、迎来送往，他们都处理得妥妥当当，一再叮嘱我要多参与，这样才不至于他们的葬礼冷场。对于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体面，很多中国人都很是在意。

32年前，我们家的合影

兄弟

不得不承认，由于生活方式的变迁，亲人之间关系逐渐淡漠，乡村也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向“半陌生人社会”转化。

我们村虽然不像一些山区村落空心化那么严重，但25岁至50岁年龄阶段的人，差不多半数都在外打工。以我们家为例。父亲弟兄四个，目前只有老三的父亲和老四的叔父在世。我这一辈，堂兄弟一共6人。大哥大学毕业后，在宝鸡卷烟厂工作。二哥读到小学四年级，主动辍学，成年后一直在外开车跑运输。他们俩村子里虽有住宅，但都常居宝鸡。我排行老三，兜兜转转，目前在西安生活。老四也是小学未毕业，后来做了泥瓦匠，村里虽有住宅，也在县城买了房子。老五初中未读完，辍学后从事服务业，村里虽有住宅，也在西安常居。老六由于先天性遗传和后天失养，智力不健全，快三十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与父母亲全家吃低保。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除了老六的特殊情况，稍有意识和能力者，早都离开了乡村。年少时期，我们都曾是亲密的玩伴，在故乡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但如今，虽有电话微信，平时也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在每年除夕，弟兄几个才有机会象征性地说几句话。

由于工作原因，大哥在西安买了房，按规矩，除夕夜家里要有人，所以，几乎每年三十都回来的大哥，今年没有回老家。老二开车载着大妈从宝鸡回来。老四和老五也回到家，我们与小叔及我父亲午后三点就早早去了陵园，回来之后，二哥就开车走了。老四和老五在晚饭前也匆匆赶回了住处。平时，他们物理意义上的老家一直处于荒芜的状态。只有在每年除夕的时候，因为故亲的魂魄在老家，他们才会回来。因此，网上今年流传着这样一家话——“老家，只是我们过年的地方”。

若干年以后，我们这一代返乡的可能性有多大，实在也不好说。到我们的下一代，就彻底与乡村无关了。

我听父母说，目前村里经济稍好的人家，大都在杨凌买了房子，相比较大城市的炒房投资，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多是出于用房产证明自身财富，满足虚荣心或者被婚俗推着走的结果。关中平原的农民比山区的百姓更有盖房的虚荣心，在过去，他们宁可节衣缩食，也要在房子上争一口气，母亲的一句话特别能验证这种心理，她说：“你吃的啥别人又不会到你家厨房，但是你住的什么样的房子，大家都是能看在眼里的。”找媳妇，女方判断男方家庭的条件，房子是最直观的一个要素。因此在二十年前，我们村的房子大多盖到三层、四层，甚至还有五六层的，其实实际使用的，一层基本就够了。只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婚嫁条件又变成了必须在城镇里有一套房的标准。如今的媳妇，大都不愿意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于是，在经济条件稍微允许的情况下，在城镇购置商品房已经成为了潮流。

传统人际关系的疏离是乡村文化凋敝的原罪。导致这一原罪的根本，就是生产力所发生的变化，历史的进步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生存性牺牲和淘汰，只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去关心和细究历史的这些细节。

在传统村落中自然生成的一切文化艺术活动，大都具有自发性或者集体性的特征，在长期的农业生活中所形成的亲密关系，是民俗活动自发性的根本基础，这些非商业化的文艺活动，其组织和享用都具有各得其所和自给自足的属性，而乡村人员结构的失调，使得自发性动力和组织能力都大大失效，人们之所以还会在春节时短暂地回到这里，大多只是因为父辈或祖辈任然在这里留有痕迹，三代以后，这种牵挂越来越淡，乡村结构的分崩离析自是必然了。

宗族的链接仪式

孩子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其实与上一节有部分类似。

我这一代，兄弟姐妹之间由于平时疏于来往的感情淡漠，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更是必然。他们的童年时期都是在各自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空间中完成的。他们甚至彼此之间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抖音上有一段视频，戏谑孩子们回老家不知道亲友和族人们该如何称呼，嘴里拌蒜、乌拉乌拉。这已是很早的现实了。我的孩子经常在乌拉乌拉之后问我，刚才那人是谁？在过年的这几天里，他说，一些不认识的人总是会往他手里塞钱。

我的儿子和二弟的儿子今年初见时，双方都没有打招呼，看了一眼然后就躲开了，弟弟在前屋，他在里屋，两个孩子没有任何交流。作为家长也没有刻意去教育，而是确实能够理解孩子之间的这种陌生感。我给儿子说：“去和弟弟打个游戏试试？”他跑过去，两个人自然有了互动。我们的后代如今就是这样的情形，孩子们见不了几面，就已经各自进入了沉默寡言的成熟期，面对关系好的同学，可以滔滔不绝，面对亲人，则往往不知从何说起。某日，一个大学生发信息给我，说过年太无聊，她想逃离，面对所谓的亲友，她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且，她还不是农村孩子。相信有这样感受的并非孤例，而是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共同感受。对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他们之所以还愿意回到并不熟悉的老家，我想可能与他们的好奇心，以及平时高强度的枯燥学习有关。乡村，起码可以暂时给予他们相对多样化的体验和放松感。尤其是跟着父亲，睡觉、打游戏、外出游玩都有更多的自由度。

城里是禁放烟花爆竹的，十几年了未曾有改变，人们也从起初的愤懑、讨论逐渐变成了默认，经由网络，甚至一些惨淡的事实也成为了解释政策的一种例证。我相信今年中国孩子听到最多的，就是四川资中那位炸塌沼气池、殃及高档豪车的小孩子。如果百万以上的赔偿依法落实，本该属于孩子释放天性的爆竹燃放，将成为他悔恨终生的阴影。

说的远一些，人性中所潜藏的破坏欲总是需要有出口，它是人性中暴力基因的表达方式，尤其对于雄性动物而言。目前功利化的题海战术和温柔教育，只会不断压抑和消磨人性真实的生命力，从而导致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的生命迷失。

每年，我会带孩子去买烟花爆竹，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在广大乡村，依然预留了通情达理的人性化空间。除夕之夜，当烟花爆竹肆意叫嚣的时候，孩子们的欢愉真实而具体。

还有一件事，三十当天，父母告诉我，儿子坐在家门口抽烟了。起初儿子说，他给爷爷买了两盒延安烟，我说爷爷早都不抽烟了。结果这两盒烟，便自然成了他的所属。儿子抽电子烟，从初二就开始了，我们也没有郑重其事地予以教育，在这种心知肚明的默认中，一直留给了双方形式上的理解和尊重。那天父母有点想不通，这么乖顺可爱的孩子，怎么突然坐在自己家门口抽起了烟，会让村人们看见议论和笑话。母亲告诉了我他们之间的对话，孩子的意思是，如果不同意或者禁止他抽烟，需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理由。他说，“父亲（指我）喝酒，我为什么就不能抽烟？”父母说，“你父亲三十多岁才喝的酒，你现在太小了。”儿子说，“年龄并不能说明什么，没有哪一项国家规定抽烟和年龄有关。”父母只好说，“你父亲喝酒是自己的工资买的，你要抽烟，就等自己挣了工资再买。”儿子接不住话了。我与母亲交谈说，“小孩子抽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觉得倒不一定如此。学校里禁止中小学生抽烟、喝酒、谈恋爱，可事实上作为教师难以真正通过命令解决这些问题。我做教师和班主任多年，经常在厕所里碰见抽烟的学生。相关规定所起的作用就在所管辖的部分公共场合起到作用。”当然，如果要扯开了说，在人类被遮掩的世界里，现实往往非常令人咂舌。如果暗示孩子可以躲避起来做一些事，那所产生的结果比目前的正大光明更为糟糕。就家庭关系而言，如何将之可控在安全范围，如何去“疏”而不是“堵”地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如果从成人世界道德观的角度去与未成年人交流，可能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会坚定认为，反规则才是成长的标志。我笑着给母亲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偷偷抽烟，到五年级自然戒掉了，你知道吗？”母亲倒没觉得有什么惊讶，因为此后，我基本上是不抽烟的，成年后，甚至对烟味有一种深深厌恶，可是曾经，我是那么喜欢嗅闻烟丝的香味。过了几天，我告诉儿子，从生理角度来说，抽烟百害而无一利，至于人们依赖上抽烟，觉得它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放松，这是另一回事情。相较于七零年代之前的人，现在嗜烟的年轻人其实很少。这种新奇的尝试，或者把它作为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标识，也无可厚非。我现在觉得足堪珍惜的，是孩子还能和我们及老人融洽亲近交流。再过两三年，他如果将亲人隔离于他的世界之外，那时才是真正独立和告别时候。

这几天，有时间我就和儿子去村落及其周边转，向他讲述这个与我紧密关联而又与他十分陌生的地方，讲述村落和家族里的事情。民族的历史与家族的历史本就不可分割。帝王将相的历史是知识，而自家的历史是经验。

虚拟世界对现实的链接

喝酒

近几年，每年除夕夜，我都会和同村的海全爷一起喝酒，虽说是爷爷辈，其实比我大不了十岁。海全爷姓王，是个热心的直肠子。说的再远一点，他和我们家都属火张村的原住民。我们村原本叫火张村，根据考古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始，便有先民一直在此居住，村名里的“火”字，据说与烧制陶器相关，我小时候，确实在火张村遗址的灰层里看到过很薄的陶片，至于是什么时期的遗留物，上面刻画有史前时期的各种印痕，我那时没有辨别的能力，后来才知道属于仰韶文化体系。我家门口由陕西省文物局矗立的石碑上，镌刻着新石器时代的字样。20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将火张村与临近的罗家村合并，因为罗家村人数众多，火张村便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火张村是以张姓为主的小村落，王姓、何姓、谢姓等小的杂姓，也都属于早前的火张村村民。因此，连畔种地所形成的良好关系一直有所连续。海全爷是个极其智慧、乐观，其见识远超农民甚至很多具有良好教育经历的高知。按他的话来说，他喜欢跟有点文化的人来往，我作为他的孙子，自然近水楼台。这几年一起喝酒，海全爷说过不少的肺腑之言，言辞殷切，对我颇多鼓励，也不吝批评。我是个“热水瓶”式的性格，人际交往也不大擅长，很不注重与家乡师友的世俗交往，因此，我对于热情的海全爷很是珍视。虽然母亲一直提示或反对我们喝酒，但过年总归是需要热闹，健谈的海全爷总是会为我家带来热烈的氛围感，增加了年味。

今年除夕，堂弟没吃晚饭就去了西安，母亲将同村的表弟唤来，搞了八个凉菜，且聊且饮。去年除夕，我们从国家大事聊到自家人的身体，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海全爷的见识和境界让我们几个晚辈极为佩服。而今年，海全爷未说多少话，或许是因为母亲总在考虑她和父亲的身后事，潜意识地提到姑父欠账还钱的话题。姑父曾经担任村里的支书，但因为沉溺赌博、荒于村务，被迫辞去了职务。前前后后欠了一屁股的烂账，也包括我家数目不小的一笔钱。近几年，表弟每年除夕都会来我家喝酒，除了对舅父舅妈（我父母）的感情，也不排除心里的愧意。那一晚，母亲含蓄提了句姑父的欠账，微醺的表弟就如同打开了水阀，不住重复以前年年所说的话，大意就是欠账不会不了了之，如果姑父有生之年还不了，父债子还的道理他是懂的。我想去扭转话题。于是责备了一句母亲，说她不该有这样的暗示，让表弟大过年的图增压力。而母亲又说她做人做事如何尽心尽力，在我眼里，却总是责备她的不是。男女思维的差异使得话题一发不可收，母亲说了两句就开始泪流满面，我则借着酒劲不断肯定母亲在做人方面的可圈可点。等她情绪平复下来，我也建议她从姑父和表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要给彼此太大的压力。

五六年前，姑父被迫辞职，小姑也因病去世，姑父在精神上所受的强压和创伤，我们大致也能猜想。好在他没有摆烂，也是想着办法挣钱度日。另外，表弟三年前从部队转业，刚刚在杨凌立稳脚跟，但两个孩子尚幼，小两口的收入也是捉襟见肘，在这个时候，不断提说欠账的话题，对他们来讲只能徒增压力，对自己也只能是缓释心理情绪，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姑父欠账太多，要说还钱，他也会把最亲近、压力最小的我们放在最后。即便是还不了，我们毕竟是亲人，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父亲躺在炕上一言不发，听着我们的对话。其实，我这些话也都是为了安慰双方，而在心里，我怎能不理解一辈子下了苦力的父母，那笔钱是他们多少个日日夜夜，一滴汗一份力换来的，他们觉着担心和委屈，实属人之常情。

自从父亲病养后，家里的收入锐减，虽然作为教师的儿子生活倒是温饱，但他们总还是保持着勤劳的惯性，这种惯性具有生活方式的习以为常，也有潜移默化的道德则率。父母常说“死水怕勺舀”，意思是“固定积蓄经不住花”。除了父亲一个月扫马路挣的那几百块钱，母亲也经常出去给人打零工，每天挣个七八十元，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三五百块。此外，就是国家发放的高龄补贴，父母俩每月一共一百一十多块。再加之父母身体的原因，每个月的医疗费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而家里的支出细节，父母也从未向我提起。因此，作为年事已高的农民，他们心里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不是年轻者能够完全揣测的。除夕夜，我在“从大局出发”的时候，也的确忽略了父母的真实感受。

因为我们的谈话过多集中于家事，于是，聪明的海全爷中途退场了。海全爷走后，我和表弟又开了一瓶，母亲还是沉浸在委屈之中，故而并没有阻拦我们。那一晚，我们说了很多平常不说的话。恍惚之中，算是守岁垮过了年。

除夕夜里哀伤的母亲

走亲戚

九十年代之前走亲戚，可真是扎实。因为交通条件的局限，一天只能去一个地方。我在汉中市留坝县做驻店作家时，曾经采访过当地一位老人，他们是民国十八年年馑时逃难到秦岭南麓的，老家的亲戚大多都在宝鸡市扶风县，与我算是同乡。20世纪80年代，他们与老家亲戚取得了联系，过年时不顾大山阻隔，带着妻儿子女，从傥骆古道穿过阴冷潮湿的秦岭，从眉县丈量关中谷地，步行至老家，一路披星戴月，需要花费近两天的时间。这是我听到的最使人感怀的走亲戚了。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也曾跟随大人行走数十里去看亲戚，现在想来，路上的寒风刺骨却都化作了美好的记忆。那是因为，相对于人情的温暖，寒冷似乎算不得什么。

况且，关中自古就有“女子不对外”的观念和习俗，因此，除过灾荒年月里从外省外县乞讨流落过来的人口，大多数人家的姑舅亲戚都不算远。

现如今，交通和通讯发达，也相对淡化了人情。在四五十年前的乡村，嫁出去的女儿难得有多少联系。没有电话，多数农民只能靠捎话与亲戚取得一点联系，又或者借庙会之机，在秋后忙罢的闲暇时段短暂相见。故而，以前人的见面，因为稀有而倍增可贵。远路的亲戚，有时会送到村外数百米，老人还会站在路上久久不肯回去。这些情形，现在也都不大见到了。另外，以前物资匮乏，关中人走亲戚所带的礼物，大多都是馍馍，讲究的地区，会做花馍。以前人们讲究回礼，去的时候，包袱里六个馍馍，回来的时候，包袱里还有三个馍馍。小孩子不懂这些，满脑子的懵懂，想着这么远的路，为什么要提来提去的。当物质不足以表达感情的时候，就用感情本身来表达。

对于现在隔三差五就见面的亲戚，过年时的相见就没了那股子热乎劲儿。就如同现在平常的日子和过年时无甚差别，那过年还有什么诱惑力？

但是就我而言，亲戚们也就每年春节时才能见着，平日里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的强烈触动是：当长辈陆续进入高龄阶段，日子也就各自凋零枯黄。每年走亲戚看到或听到一些不幸的事，总是令人唏嘘。而有些关乎隐私的痛点也没法扯开了说。

正月初二，理应是女子回娘家的日子。从我出生算起，此日全家都会去舅家。我有四个舅舅，小舅在19岁时遭遇车祸高位截瘫，我大学入学前去世了。三个舅舅至今都还健在。几年前，一身正气的大舅失聪，没过多久，又失忆。过年时见到，舅家人指着我逗他说，“这是谁能认出来不？”大舅居然说，“认得，外甥么！”他以前身体健康时，每天跑来跑去，情绪紧张，嘴里嘟嘟囔囔，看不惯很多事情。现在病了，每天却都嘻嘻哈哈、乐乐呵呵。人生啊，真是吊诡！

二舅是个极难沟通的人，与家人和亲属闹得鸡飞狗跳，不相往来。虽在一个屋檐下，但不让家人进堂屋，他一个人做饭生活，满脑子的奇谈怪论、不合时宜。

三舅极少言语，我们几乎只用眼神交流。几年前，三舅的大女儿查出来胃癌，不到四十岁，撇下两个孩子撒手人寰。女婿痛不欲生，拉扯两个孩子，家庭气数大不如从前。

三个月前，大舅家的表姐夫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岗位上。孩子们也是离婚再婚，家事不顺。原本就心思莫测的大表姐，经常搞得家里一惊一乍。大年初二，是表姐夫的百日。以前每年正月，都能看到心思缜密但心胸豁达的他，此后看不到了。他的微信名是“把新的让给别人”（他本名“新让”），这也是他做人原则和心态的显现。对于他的去世，我们甚是悲伤，只是大家坐在一处说话的时候并不显现出来。

我也时常在想，是因为我人到中年，看待和筛选世事的眼光变了，还是舅家发展的运势变了，那个原本给了我非常多快乐的家族，如今却总让人欲言又止、五味杂陈。打打闹闹、亲亲热热的家庭氛围明显变了。

如今，走亲戚的礼数和程序越来越简化，很多亲戚也中断了。今年是我们最为简化的一年，即便程序一如往年，过年的仪式感和兴味也已大大淡化，如果亲戚见的相聚和平常吃饭没有太大的区别，那过年又有什么意义？在网上，甚至有人喊出了建议取消春节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对年味需求的反向呐喊。

由地缘和血缘关系培养起来的亲情正在遭遇更多社会关系的挑战，节庆仪礼的隆重性也逐渐被日常所消解。对于一生务农的长辈来说如此，在我们这些走出乡村者以及八零后、九零后的身上更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乡村结构，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遭受工业化和机械化的侵蚀，社会选择了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劳动力解放，也必然需要接受乡土时代中社会关系的诸多变异，作为社会关系表征的传统文化自然会遭遇病变。

祭拜表姐夫

奔丧

大年三十下午，表姨去世了。前一天晚上，父母电话拜年，表妹接过电话说了两句，就说表姨不停地生痰，匆匆挂了电话。父母说，这种情况，就是活天天了，让我和妹妹过几天回西安，赶紧去看望下。未成想，第二天晚上，便接到了报丧的电话。

表姨是我父亲姑姑的女儿，性情与我爷爷极为相似，刚正、仗义、霸道、善良，集矛盾冲突于一身的性格也让亲友对她的感受复杂难言。我与表姨的接触不算多，少年时期，每年都会跟着爷爷或父母到姑奶家去，在那里可以见到回娘家的表姨。我们家待客时，表姨也会带着孩子前来。表姨1948年生，二十岁出头时，开始担任村上的妇联主任，多年后，担任扶风县揉谷乡革委会副主任。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结婚后随军。1985年，她与表姨夫离开部队，一起转业到西北建筑设计院工作。也就是那一年的大年初二，我的爷爷去世，我见到了撕心裂肺的表姨，她与其舅感情笃深。

我与表姨更近的接触，是在我大学备考时。那时，我已在扶风县的一所中学任教，想要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母亲不许。1996年的大年初六，我背着铺盖到了西安，准备在小寨工人俱乐部的绘画班集训。表姨夫来火车站接我，表姨为我烧了一桌菜，期间，不断往我饭碗里夹菜，强烈的热情虽然更加使我拘束，但表姨的热心肠我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她让我住在家里，说离学习班也不远。我以不方便为由谢绝。当天晚上，表哥和表妹待我如同家人，表姨给我倒温水洗漱、洗脚。翌日清晨，我便背着铺盖住进了西安美院对面的罗家寨村。

四月份，我以几乎全满的成绩通过了西安美院的术科考试，但是外语却不足国画系要求的本科线。我跑到学校教务处询问情况，有老师说，本科线单科不足，专科应该可以上。于是，我找到我的一位老师商量，打算复读，来年再去报考中央美院，老师说他有熟人，问问情况。后来回说，单科线未达标的好生源招生办会集中划拨到专科班。我将消息告诉了家人，父母又告诉了表姨。热情的表姨让我和母亲赶紧到西安来。她说，为保险期间，不能傻等，我们得先去感谢一下。赤手空拳的母亲和我完全不知道咋办。一会儿功夫，表姨和表姨夫就通过朋友找到了相关领导家里的信息。表姨打开柜子，拿出来我们完全不晓得品牌的烟酒，带着我和母亲就往美院赶。当敲开房门的时候，领导不在，表姨把东西往人家手里硬塞，留下信息就撤退了。当年七月，我被划拨进入美术教育系专科班就读，与我类似情况的还有几位同学。纵然我有万般不情愿，命运之手还是把我送进了西安美院。入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到表姨家，表姨自是十分高兴，说了很多要为张家争光的话。

转眼之间，两年的学习结束，本来打算升本的计划落空，我们那一届成了西安美院历史上的最后一届专科。表姨又开始为我着急，说还是得想想办法。那时候，同宿舍的一位好友介绍我到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工作，相关领导也是满意我的专业能力，可是校方也告诉我，根据相关规定，大专生要进入大学工作，必须得经过陕西省大中专学生就业管理部门的同意。表姨又和表姨夫不断商量，看能否帮助我留在西安。经过一番筹划和折腾，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最终还是主动放弃了争取。表姨很遗憾。通过我考学就业的几次接触，我们与表姨家的感情更近了一步。后来，我考研读博，以至留校工作，表姨异常高兴，不断感叹说，“老张家祖坟上有脉气！”前两年，表姨的风湿病加重，行走困难，再加上一些并发症，需要人照顾，病情期间的性情也更加古怪，找了几个保姆都呆不住，于是，为了报恩，母亲到家里服侍表姨。这期间，两人也有不少的意识和习惯的摩擦，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也尽了一份亲戚的感情，回馈了恩情。

大年初三，父亲留守家里，我们一家子往西安赶。一路上，我给儿子讲了表姨对我早年的关心和帮助。也和母亲感叹老一辈在艰苦的岁月中所养成的族群意识。那天在殡仪馆，单位在介绍表姨生平的时候，从1985年转业进入，到五十岁退休，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客气一点的套话都没有。后来我也和妹妹感叹，表姨那么一位心高气傲的能人、强人，一生的事业了无声息。但她对家人和亲友的那份炽热，却是极为少见的。她服侍母亲十几年，甚至包括疯癫的大哥，都是悉心照料、尽心尽力。在族人亲戚的生存与生活中，她总是左帮男，右帮女，想要扶携一把。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在内心翻检这些发生于身边的世情人事，所获得的教育可能远胜于书本上遥远的圣贤故事。文化、道德、情感的传递，从来都是潜移默化、错综复杂的，正是由于这些朴素的人心链接，人们才可以依靠族群的力量生存下去。开始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种强韧的悲悯之心和宗族意识，时至今日，也随着人们生活独立性的提升及个人价值观的推行而被大大淡化了。起码我活到这个岁数，确实没有给亲人们尽到什么责任。有时候，母亲也说我读书越读寡淡，对亲情都不那么在意了，说我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也时常反思母亲的话，仔细想来也不能分辨究竟是生活环境的影响还是文化教育的结果。我们在对传统宗族文化进行部分叛逆的时候，是不是也潜意识丢失了我们本不想排斥的那一部分。我们似乎进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我们排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另一面，我们又为人情的冷漠而心生悲凉。表姨我了解不多，可从母亲身上，我的确深刻感受到了一个农村女性平凡式的伟大。在她身上必然带有这个阶层以及生活环境的局限性，但是在亲人遇到病灾和困难时，她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担当，实在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当然，她热切的付出也不能消除深深的孤独感，母亲除夕夜的眼泪即使如此。看起来，那天所发生的只是一个家庭内的鸡毛蒜皮，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是我们从每个个体身上更容易看到近距离的生活，却不易窥见间接发生作用的时代背景底色。

我们与姑奶家族的合影

余想

大年初三晚，我去表姨家吊唁完回家，被万象城汹涌的人群震撼到了，不仅如此，小寨赛格、大唐不夜城、大悦城、市区的各个寺庙、景点都是人头攒动。（根据网上的信息，截止正月初十，春节期间万象城客流量近100万人，大悦城客流量达90万人次，曲江银泰百货客流量77万人次）互联网上也是热热闹闹的过年景象，可是我刚刚离开的故乡却异常寂静。我的这种感受相信很多人也是如此。从文化功能论的角度来说，对生活失去意义的文化形态，它会因为功能的丧失也必然衰竭，如此说来，我们乡土生活里原本存在的文化样式还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得通过商业性的产业化来推进，可文化资源必将随着资本的市场规律而流动，从而向资本高地聚集，从而形成“城里闹、村里静”的现实状况。因此，我的一位朋友早在十几年前就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现代文明更狡猾的一种显现，是强势文化对贫弱文化的另一种侵略”，可是，如若不然，又该怎么做呢？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除了保护文化的多样化，还意在保护文化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如此说来，非遗资源的跨地性迁徙，与文物保护的博物馆化，古村落的异地迁移和古树木的背井离乡是不是如出一辙？

春节期间，《哪吒2魔童闹海》的热映，再次显现了以中国动画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和文化意识的新型革命。文化的发展进化，就如同人类生命体的代际相因，人的肉体就如同文化的“相”，能不断翻新和延留下来的绝不会是“相”，而是精神和基因，只是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必然会有“相”的层面，就比我亲人的离去，我们会短暂的痛苦和哀伤，可是，如果生命没有周期，那生命又将如何繁衍呢？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的延续，才使文化不断演进。我们会为新生命的诞生而开心，从而掩盖掉对老人故去的悲伤，那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种文化形式的死亡，它可能会以某种似曾相识的某种新兴文化而“大圣归来”。我们高兴地看到，相较于中国第一二代动画而言，《哪吒》系列不仅仅在技术、审美上有所推进，而是在文化意识上更加与当下时代相匹配且富于批判性和引领性的人文精神。

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文化有轮回，而不是为当下的死亡而悲伤。这或许就是佛家不会为具体生命消亡而悲伤的原因吧。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里说道：“多数人以为‘轮回’这个名词隐含某种‘东西’在轮回，它从一生旅行到另一生。但在佛教里，我们不相信有一个独立和不变的实体，譬如说灵魂或自我可以在肉体死后还存在。我们相信，让生命和生命之间相联系的，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终极最微细层面的意识。”籍此也可以说，生命会有很多种‘相’的显现，物质显现只是一类，非物质则是另一类。物质与非物质的交互，形成了有生命力的世界。

今年春节里我所经历的这些事，看起来零碎也无太大关联，也与我们期待的年味相去甚远，可这就是我们可感可见的具体生活。我在这些事象间窥察到了某些隐性联系，为传统文化的凋敝心生哀叹，也为新生文化的勃勃生机而心意粲然。可以具体来说，不管是社火、锣鼓、秧歌这些文艺形式，还是春联、年画、剪纸这些美术样式，以及代表新兴文化生产力的DeepSeek人工智能和《哪吒2》动画片，除去各自的“相”，其内质莫不是对中华民族性情、审美、精神、气质的表达。若是从宇宙的视角去看，人类的这些创造以及悲欢离合又算的了什么？可这毕竟是属于人类生命自己的价值体现。人的深切慈悲，来自同理心，这种同理心不仅仅只是对于周围的亲人，还有那些毫无社会关联的人，以及山川草木、禽兽鱼虫，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和境界，只是，如今的人们进入了短暂的迷乱期。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就是不惑于“相”，感应且秉持人文的内在属性，使其能以符合民众时代需求的样态而获得新生。两年前的“醉关公”小林子、2024年冬的“安万秦腔”，还有最近正在热映的《哪吒2》，何以让人们群情振奋，泪流满面？好的文艺历来不只是以技术或艺能为核心，文艺的核心是世道人心。

火张村原址

乙巳大年初十于麦云居

作者简介：

来源：叙物

非遗资料图文：严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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