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在恭王府举办了第十八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一共演出了两场昆剧、三场古琴。大家都知道2001年昆曲成为我国第一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古琴艺术作为第二批入选。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可喜可贺！

田青先生发言

其实这个中心早该成立，因为在20多年前，我们国家刚要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在决定由哪个单位来具体操作这个事情时，面临三个选择，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呼声最高的，包括后来的中国文联、文化部都对这个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因缘，当年最终选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挂一块牌子，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是因缘巧合，我当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第一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在当时非遗司还没正式成立之前，做一些具体的非遗保护工作。这20多年来，我作为一位非遗保护工作者，不但有幸参与了非遗保护的全部工作，从立法、项目申报到建立四级名录体系，再到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宣传非遗保护工作等等。我更有幸目睹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20多年前从中国普通群众到领导都极其陌生的词汇，到今天变成了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无比热衷的热门词汇的转变过程，如今它也成为一个巨大的“蛋糕”。这20多年来真的不容易，而且这个进步也是惊人的，在此之前，我们远远没有想到今天的非遗保护工作会兴盛到这个样子。

我上个月刚去台湾做了一次文化交流，大家都知道现在两岸文化交流是极其困难的。我在6天的行程里讲了四场讲座，除了一场是在佛光山讲《佛教音乐的保护和传承》之外，另外在台中、台北的三场讲座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向对岸的同胞介绍大陆的非遗保护工作经验。我对台湾的朋友们讲得很清楚，我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传给我们的共同的遗产，我们共同担负着传承和保护的责任，也共同享有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骄傲和光荣。

赴台湾讲学海报

大家都知道台湾“蓝”“绿”营斗得很厉害，我说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如果你们要问我它是什么颜色的话，我说它是金色的。千百年来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金光灿灿的，只不过近代被我们忽略了，所以我也极其简略地介绍我们大陆的非遗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我们现在有3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1项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这都是我们取得的成就，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但是今天，中国的“世界第一”太多了，光是项目数量的世界第一不足以让我们真正自豪。因为我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不仅仅是申报数世界第一，不仅仅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四级保护体系和与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体系，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最近的这30多年里，重新审视、重新回眸历史、接续历史，接续我们祖先的天才的创造。

所以我也要简单地讲，这一百多年来，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遭遇的种种磨难、坎坷，并最终走向复兴。从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从鲁迅先生提出，中国书一本都不要读，中国的每页历史上就写着俩字——“吃人”。当时的绝大部分精英，除了像辜鸿铭先生这样少数的前清遗老之外，都把传统文化当成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并在“文革”中“扫四旧”时达到一个高潮。但是我也跟台湾朋友讲，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去台湾，我说我们当时所有第一次到台湾的大陆同胞的感受就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保存得比大陆好。2000年的时候，台湾的传统艺术中心刚刚开始建设，我听台湾的朋友讲，他们要给每位老艺人一栋房子，让他在这里传承，我当时是多么的羡慕。但20多年后，我再来到台湾，感到大陆的非遗保护工作不但远远地超过了台湾，当我再到传艺中心时，发现它也早一步比我们商业化了，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和大陆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没有可比性。

学术研讨会现场

讲了这一百多年传统文化的历程，介绍了大陆的非遗保护经验之后，我也十分有信心地和台湾朋友讲，我说中华传统文化“天不灭曹”，为什么？当年搞“文革”烧书的时候，转过年来蒋介石作为会长亲自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个基督徒，每天临睡之前他都要念《圣经》，他跟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基本一样，都把传统文化当成现代化的阻碍，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说你们不知道，他是听从了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但是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的成立其实是想和我们争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传”，毕竟那个时候在台湾比较全面地保留着传统文化，让我们去了以后感到吃惊和羡慕。但是现在变了，“绿”营上台要“去中国化”，把中国历史都放到世界史里去了，这20年受教育的台湾青年人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也逐渐式微。一提“妈祖”，一提“关云长”，甚至抖空竹他们都认为是大陆统战。我说当你们这20年在做“去中国化”工作的时候，大陆在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界这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认为最深得人心、对社会影响最大、也是大家有目可睹的成就就是中国大陆的非遗保护。

文化部有很多大项目，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推出这么多精品剧目的演出，但真正能够让全社会，让普通老百姓都认可、都拥护的事情，我觉得非遗保护是第一个，没有哪一个文化工作可以和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在当时取得的社会影响以及对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影响相比，没有更大的。我也举了两个实际参与工作的例子，20多年前，2001年当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时候，当时中国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陌生，几乎无感。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登这个消息，只有“豆腐块大”的一个版面。而当天日本所有的媒体都在最显著的版面，甚至通栏大标题庆祝日本的“能”和中国昆曲同时入选，为什么？必须承认日本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到文化自觉，并且把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一个国家。

1950年日本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文化自觉？因为付出了国破家亡的代价。日本从一个蕞尔小国成为妄想称霸半个世界的中亚第一强国，靠的是明治维新，靠的是脱亚入欧，靠的是崇洋媚外，但结果是国破家亡，直到今天日本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都要听美国的。日本人就是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之后，才深切地同时也是痛苦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们才认识到，只要有三味线、歌舞伎、榻榻米、寿司、生鱼片、和服，日本民族就在，如果没有这一切，日本就是美国的一个州。

但中国的经历和日本完全不同，我们是在一百多年来主动地、自觉地声讨我们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化，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文化自觉对我们来讲，没有日本人那样的切肤之痛，而且这一百年里笼罩着中国绝大部分人的是我们的文化自卑感，所谓“三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儿”之类，就是这样的。

非遗保护运动在大陆这20多年来蓬勃进行，包括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成就。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这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比我们的高铁是世界第一，比我们的太空计划令世界震惊，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上个世纪中在全国进行的一次古琴普查工作。

古琴，这个从孔子就开始的，历代文人“左琴右书”的圣人之器，在上个世纪全中国有多少人会弹呢？当时中国6亿多的人口，只有80多个人会弹。到了今天，又有多少人在学古琴呢？我当了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十多年的会长，现在还是名誉会长，几次想统计一个数目出来，但别人告诉我无法统计。后来我们曾经通过初步统计琴馆的数量、古琴的产量，来估算学习古琴的人数，结果是远远超过100万人。经过20年的保护，从不到80个人到远远超过100万人，天呐，孔夫子在天之灵他也会受到惊吓，或者是笑到合不拢嘴吧。

当时全中国80几个人弹古琴，古琴艺术不是濒临灭绝，甚至可以说基本灭绝。但是今天这样蓬勃发展，甚至蓬勃到已经出现各种乱象，比如一张新琴能卖几十万。所以我想，第一，要看到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和我们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同样惊人。假如说我们用30年的时间在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走完了欧洲200年的道路的话，我们今天的非遗保护工作也是仅用20多年的时间，远远超过在这些方面过去领先我们的国家。但是我想这些成就一方面是党的政策，是政府，包括文旅部，包括我们所有与非遗保护有关的单位，也包括在座的各位学者共同的努力。

虽然当年非遗保护的具体工作没有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社科院的这些朋友们，我的好朋友朝戈金、巴莫、安德明三位老师，都是以专家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而且做了巨大贡献。但在今天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看到另一面，当时我策划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时候，先找美术馆协调，美术馆说你们要做非遗展？这个没意思，美术馆不接。再到国博，说可以展，但只有七天，我说七天不够，结果这个展览最终在2006年的元宵节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展览开始之前，我跟新闻媒体联系，所有的记者不约而同地问我，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非遗保护从大家一无所知，到今天变成了一块“大蛋糕”，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切一块。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要看到非遗保护取得巨大成果之后，还有一些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的东西。比如从20多年前我们就这么讲：地方政府“重申报、轻保护”，现在依然存在，当时没有见到的一些现象，现在也有了，比如在网上不止一个冒充非遗保护单位，在网上几千块钱就能给你发一个国家级传承人的证书。有位传承人知道以后把这个消息发给我，我又发给非遗司，发给饶权部长，我说这个要管的，我们的《非遗法》现在还在修改当中，还没有最后完成。

《非遗法》是一个善法，善法不具备惩罚能力和威慑能力。像这样在网上公然地售卖非遗传承人的证书，一方面说明在我们的保护工作下，国家级传承人这一身份在社会上受到了高度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像这样的事情不是《非遗法》能管的，应该是《刑法》，这属于诈骗，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罪。所以我们加大非遗保护力度的同时，要解决这些乱象，这是当务之急。当然所有这些乱象，包括我们评审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

田青先生发言

我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也是一位记者提问，说某人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当地反应极其强烈。我说，一个非遗传承人评错了，和我们的某一次火箭发射没有成功一样，这不可避免，但要认识到这绝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我想，非遗保护工作的确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自豪，而让我们自豪欣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建立，我再次预祝社科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能够承担起非遗保护更多的任务，预祝你们工作顺利，也祝所有非遗保护工作者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吴增辉

——END——

敬请访问

 非遗老字号网 https://www.zgfeiyi.net

给您分享专业的非遗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