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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马知遥林霏阳：非遗的自我发展与可持续路径研究

2025-12-11

马知遥林霏阳：非遗的自我发展与可持续路径研究

当前，非遗保护与传承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部分项目在市场适应性、传承机制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仍面临突出挑战。为此，文章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市场化保护、非遗工坊式保护、数字化保护、建档记录式保护及法律保护的模式进行了对比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条发展路径：融合现代设计，创新非遗产品；结合文创开发衍生品，反哺非遗传承；联合老字号企业，增强市场化能力；提倡非遗互助模式，共御市场风险。同时，强调系统性思维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生态区保护和区域整体性保护思路，旨在构建全面健康的非遗生态，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系统性思维

一、非遗可持续性发展路径的回顾与反思

（一）生产性保护的优势与不足

生产性保护借助现代生产组织方式和流通手段，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促进非遗与现代社会的互动融合，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其一，生态博物馆模式，作为一种以村寨为单元的保护策略，通过构建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人文生态环境，为非遗的存续提供了原生且活态的保护空间。其二，实景舞台演绎模式，深入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通过艺术化的再创造，以舞台表演为载体，实现了非遗的可视化传播与体验。其三，民俗节庆模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通过节庆与集会的参与性活动，将民俗节日与游艺活动转化为吸引游客的动态旅游资源，促进了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其四，模拟民俗村模式，是一种主题公园式的生产模式，它整合非遗元素，将分散、单一的非遗按照特定风格与逻辑植入风景区，为游客提供了集中体验非遗的平台。随着生产性保护实践的持续推进，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与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相关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发展环境亦逐步改善，传承人的培育与保障工作日益受到关注，参与各方的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也得到有效提升。同时，生产环节中适度引入机械化手段，为非遗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然而，生产性保护亦面临诸多挑战，诸如保护对象需进一步明确，现代化生产对传统工艺构成冲击，原材料短缺问题凸显，优秀人才出现断层，政府支持措施尚待加强。尽管如此，从非遗的内在属性及其生存现状来看，生产性保护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保护策略。但需注意的是，生产性保护不等同于产业化，实施过程中应妥善平衡本真性、整体性、传承与创新等关键要素，以确保非遗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在生产性保护的实践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之产生：一方面，生产性保护通过提升经济回报，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现实支撑；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导向下，为追求更高产能和更大市场份额，生产性保护往往引入机械化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手工技艺被边缘化的风险。尽管技术革新与材质改良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创新，但如果非遗中带有温度和记忆的手工性完全消失，则生产性保护便失去了其根本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人身依附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共存而致使其保护非常复杂。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模式和产业导向开发模式，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不少问题。生产性保护模式是一种新模式，通过深化生产性保护理论、建立生产性保护界限和约束制度、避免生产性破坏、创新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设施投入模式等措施，以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生产性保护模式。”

在生产性保护中，如何对非遗产品制订标准以确保非遗手工的含量及其蕴含的文化附加值，是急需考虑的问题。此外，一些商家在积极开发利用非遗时，忽视当地民众对非遗所代表的传统的认同，肆意进行扭曲和改编。因此，生产性保护中对非遗的文化认同的培育极为重要。

（二）市场化保护的优势与不足

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进一步揭示，其可持续发展根本上依赖于其内在发展能力的提升，这也对非遗传承人提出了更高的市场适应性要求。市场所渴求的，是那些蕴含个人情感与历史底蕴的手工艺品，它们既非盲目跟风之作，也非刻意求新之果，而是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非遗面临诸多传承挑战。在市场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双重压力下，传承人需将技艺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相结合，以确保非遗的活力与传承。如此，既能避免非遗因过度商业化而沦为批量生产的牺牲品，也能防止因故步自封而陷入传承困境。因此，市场化保护已成为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时无法回避的重要路径。然而，市场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在于，众多非遗项目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时代变迁，这些艺术形式的受众群体萎缩，逐渐被边缘化。若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其生存将岌岌可危。对此类非遗而言，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转型，亟需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文化经纪人的专业介入，在保持其传统的基础上，为其探索创新发展的路径。有学者提出，手工类非遗的生命力与发展潜力，其核心在于市场对非遗需求的强度。若缺乏市场的驱动，非遗保护将沦为博物馆中的静态展示或公共空间的无魂摆设，这样的保护方式难以赋予非遗持久的活力与竞争力。唯有经受市场洗礼，满足市场需求，如芒团村傣族手工造纸般，方能焕发新生，展现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样，如果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长期依赖政府的单向投入，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成效将难以巩固并延续。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非遗都适合从市场化保护的思路入手，一些不适合市场化保护的非遗还可寻找更适合的方式进行保护。比如生态博物馆式的保护，把一些自己单独市场化不理想的非遗打包进生态博物馆，在展示和互动中，获得生存的可能。

概括而言，市场化保护机制对非遗传承群体及行业从业者的经济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融入商业模式，有效拓宽了传承人的收入渠道。与此同时，借助市场推广策略，非遗得以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显著提升了其社会认知度与市场价值。市场化保护可以为广大的传承人创造商机，也可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市场化的发展，那些适合商业活动的传统技艺类和美术类非遗有望焕发生机。

（三）非遗工坊式保护的优势和不足

非遗工坊聚焦于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传统美术等具有产业化潜力且能激发区域经济的非遗领域。至2022年6月，全国已设立超过2500家非遗工坊，其中1400余家坐落于脱贫区域。在产业发展层面，非遗工坊紧跟市场需求，强调创新研发，并拓宽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以拓展产品应用与销售市场，从而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经济产业。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非遗工坊通过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岗位，在原材料采购、设计、生产及销售等全链条上发挥辐射效应，为村民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助力其增收致富，进而增强乡村的持续发展潜力。非遗工坊作为新时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新探索，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的创新举措。其本质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涵盖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保护传承与创造的共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使命、产业就业与创业的同步，以及社会文化与生态的交融等五个核心意涵。历经雏形、试点、建设与调整四个阶段，非遗工坊在新时期形成了行政主导、公司主导及个人主导三种实践模式，展现出本土性、传承性、产业性与共同性的四位一体特征。依托活化程度高、群众基础坚实、集聚效应显著的非遗，非遗工坊借助高校、企业、电商平台及行业协会等多元力量，不断丰富“非遗工坊+”模式，为非遗与传承人搭建融入现代生活、体现时代价值的发展平台。通过传承支撑产业、产业拉动就业、就业促进发展、发展带来幸福的良性循环，非遗工坊为各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非遗工坊展现出诸多优势，其不足之处亦不容忽视。

尽管非遗工坊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其固有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首先，在经济效益层面，其手工艺生产模式与现代工业相比，规模和效率受限，盈利能力偏弱，难以吸引大规模社会资本投入。其次，在市场运营层面，多数工坊缺乏专业的品牌建设、渠道拓展和营销推广团队，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再次，在产品创新层面，工坊产品多固守传统形制，对现代审美和数字化趋势反应迟缓，缺乏市场竞争力。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非遗工坊普遍面临“小而散”的困境。有鉴于此，非遗工坊的发展亟需强化多方协作机制，推动与高校、企业、设计团队等主体的合作，以提升产品研发、品牌建设和市场对接能力。同时，应注重构建覆盖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全链条运营体系，在保留传统工艺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数字传播手段，拓展文创、研学、文旅等融合场景，增强市场适应性和公共认知度。通过体制机制优化与资源整合，非遗工坊可实现从传统手工生产向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文化产业单元的转变。

（四）数字化保护的优势与不足

近年来，非遗的数字化保护议题已成为学界与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在非遗资料的静态保存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非遗的活态保护策略及公众参与的辅助设计领域。以皮影艺术为例，有学者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兼具开放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数字平台，探索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新范式。这一尝试不仅体现了对非遗保护路径的创新思考，也彰显了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承中的潜力与价值。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渗透，非遗保护实践已呈现出立体多元的新面貌。数字化保护的优势非常明显，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和互动性，可以解决过去传统的保护方式的局限，解决“人亡艺亡”的困扰，经过数字化处理的非遗影像和记录，可以永久保留，也可以通过不断地模仿和学习，辅助非遗的传承。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毕竟非遗属于活态传承，没有了活态性，仅仅依靠数字化的记录作为传承和传播的手段，不能真正保证非遗的传承活力。因此，有论者提出，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技术为非遗的完整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数字化复原与再现技术则通过虚拟体验等方式，为非遗的有效传承开辟了新途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了非遗的共享渠道与受众范围；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更是为非遗的创新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无限可能。这些理念，显示出了新文科发展的思路，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更为现代化的路径。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技术只能是赋能，非遗作为有温度和情感的传统，还需要在活态的传承中获得更大的提升。

（五）建档记录式保护的优势与不足

作为活态文化的典范，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紧密依赖于人的主体性与世代相传的绵延力，传承人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要素与关键节点。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老一代传承人的逐渐离世，非遗面临传承链条断裂、后继乏人的严峻挑战，生存危机日益凸显。传承人档案，包括手稿、证书、作品实物、工具、影像资料等，是记录传承人所承载的非遗信息与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它们将活态的非遗以物化形式留存，为后世提供了无穷的智慧。因此，构建传承人档案的建档保护机制，与维系传承人传承生命、培育新一代传承人的动态保护策略，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亦需清醒地认识到建档记录式保护的局限性。尽管建档工作对于非遗保护至关重要，但它仅仅构成了保护工作的冰山一角。若非遗本身缺乏持续的生命活力与传承动力，那么建档工作或许只能为其未来进入博物馆或档案馆铺设道路，而无法真正挽救其消亡的命运。

建档记录应是在非遗活态传承中的一个保护环节，不应成为保护工作的唯一重心。对濒危非遗，可以抢救性地进行建档记录，对于还在活态传承的非遗，在建档之时更多的是需要了解非遗传承人的需求，更好地为他们持续性发展积极努力。目前非遗立档保护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非遗立档保护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一大障碍。

（六）法律保护与不足

非遗法出台后，非遗保护有了法律保护的依据，但在实践中还是出现了问题。有学者指出，当前非遗相关立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缺失，这一状况直接制约了非遗的有效利用与保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4条参照知识产权法对非遗的私权进行保护，但鉴于非遗私权与传统知识产权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该法律条款并未明确界定非遗权的私权属性，法律保护体系仍存在着一定的空缺。针对这一困境，学界展开了深入探讨。部分学者主张采用公法模式对非遗进行保护，强调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责任；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构建特殊权利保护模式，以更全面地涵盖非遗的特殊性。实际上，非遗法律保护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协同调控。从文化主权与文化价值的维度来看，非遗作为国家或地区文化与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保护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地区文化价值的必然要求。同时，非遗也是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承担着保护非遗的重任。此外，非遗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还蕴含着潜在的商业价值。在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时，必须遵循私法中关于权利公平与权利交换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单一的私法或公法制度均难以独立承担非遗保护的重任。因此，构建一套兼顾公法与私法、综合调整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可见，目前在进行和实施的非遗保护的各种模式有各自的优势，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非遗保护在中国，还需要在保护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完善现有保护方法，不断探索针对不同非遗类别的更为合适的保护方略。

二、非遗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思路

（一）现代设计融入非遗

非遗的保护传承最关键的是传承人，没有传承人的主动承担和积极传承，很难谈发展。然而，传承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情感认同和责任感，更取决于能否为传承人带来稳定的生计与体面的社会身份。这就意味着，非遗不能仅停留在博物馆式的保存，而必须融入当代生活。现代设计的介入，正是推动非遗回归生活、走向市场的有效路径。

传统非遗大多源自农耕社会，其功能、审美和价值观与当下社会存在一定距离。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变化，许多非遗项目逐渐被边缘化，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与审美期待。此时，现代设计的融入不仅是更新形式，更是一种对非遗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式。通过设计赋能，非遗作品可以在保留文化底色的前提下，实现功能性、美观性与当代性之间的平衡。例如，布老虎作为中国传统民俗中的象征性器物，其背后承载着关于生育礼俗、节日辟邪、婚姻祝福等文化语境。正是由于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布老虎技艺得以延续至今。近年来，一些传承人尝试将布老虎从传统的稻糠填充，转变为更具实用性和清洁性的棉花、中草药填充物，并将其衍生为儿童书包、保健锤等功能性产品。这种基于现代设计思维的转化，使布老虎不再只是装饰品，而成为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生活器物。

布老虎

值得注意的是，设计介入必须守住非遗的核心精神。非遗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如果为了市场而对布老虎进行单一化、同质化生产，就会损害其原本丰富的地方性特征。因此，在推进现代设计融入非遗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各地非遗项目的原真性和文化语境，避免“标准化”对传统技艺的消解。与此同时，现代设计还可以成为非遗跨界融合的桥梁。部分传承人已开始从博物馆中汲取灵感，例如将洛阳博物馆中的青铜貔貅造型，转化为布艺作品。这种在传统技艺框架下的设计创新，不仅丰富了布老虎的表现形式，也拓展了非遗工艺的文化表达边界。这类设计创新不仅是形式的更新，更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再激活。因此，现代设计融入非遗，不是对传统的消解，而是推动非遗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获得生命力的关键方式。它为传承人带来物质回报和文化尊严，也为非遗打开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多元路径。

（二）文创反哺非遗

随着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的发展，非遗在当代社会中呈现出新的传播与转化趋势。与此同时，非遗与文创的关系也愈发密切。一方面，文创开发需要从非遗中汲取文化内涵与设计灵感；另一方面，非遗的传承也有赖于文创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和市场空间。然而，当前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即在商业逻辑主导下将非遗简化为文化元素的资源库，从而导致其边界模糊、价值被弱化。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使文创能够有效反哺非遗传承，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首先，应当明晰“非遗本体”与“文创衍生品”的基本区别。非遗本体是指那些由特定群体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并通过师徒关系代际传承下来的技艺与知识体系，它具有高度的文化性、地域性与实践性。而文创衍生品则是在市场机制下，依据现代审美需求和消费取向，对非遗元素进行加工、转化和再设计的产物。它们虽源于非遗，却不等同于非遗本体。混淆两者的界限，可能导致非遗原有的文化逻辑和传承机制遭到破坏。因此，在推动非遗文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对非遗核心价值的尊重与保护。

其次，构建有效的反哺路径，是实现非遗与文创协同发展的关键。目前，一些非遗文创项目虽然在市场上取得了商业成功，但其收益未能有效回流至非遗本体及其传承体系。这种现象削弱了传承人的积极性，也难以支撑非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探索多种形式的回馈机制，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合作分成、项目扶持等方式，将文创开发的部分收益用于支持传承人队伍建设、生产资料保障、传统工艺研究等环节。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文化企业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社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

此外，推动文创反哺非遗，还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实践的核心，其经验和技艺是文创设计的重要来源，必须保障他们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表达权利。设计团队与企业应在尊重原有文化基础上开展产品开发，避免脱离实际、过度商业化的“创意”偏离原貌。同时，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与相关高校也应共同参与，提供政策支持与人才保障，建立项目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制度框架，为非遗与文创融合营造健康发展环境。

总的来看，文创与非遗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索取与利用，而应是双向互动、互为支撑的合作过程。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与多元力量协作，使文创开发不仅在形式上借助非遗，更在结构上回馈非遗，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活态延续。文创不应只是非遗的“装饰”，更应成为非遗生态中的积极组成部分，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格局。

（三）非遗企业彰显活力

将视野转向企业层面，可以发现其在非遗现代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以家庭作坊式进行传承的非遗项目，通常只是维持基本生计，要想致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那些获得巨大盈利，已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恰恰是一些老字号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点即经营着非遗项目，通过规模化生产已经让自己的百年非遗产品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些百年老字号，比如国家级非遗项目“老美华”布鞋、“狗不理”包子、益德成闻药等，这些老字号企业各个都有不俗的经营业绩，所拥有的非遗项目在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下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令人佩服的是，经过岁月的锤炼，这些非遗在企业中不仅没有走向灭亡，而且发展势头稳健。一些非遗项目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但非遗企业通过科学化管理，及时调整非遗产品，满足多方面的市场需求。比如老美华的布鞋市场，本来已经渐渐被更为摩登时尚的皮鞋取代，但经过市场调研和现代的设计，老美华布鞋不仅找到了布鞋的消费人群，而且根据现代人生活要求进行了面料和舒适度的调整，重新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老美华的经营者介绍，首次尝试通过网络直播方式销售，第一年就获得了7000万元的销售额。尝到了互联网红利后，企业加强产品设计和销售团队的建设，加大了网络直播的投入，企业2024年销售收入达到3亿元。这是非遗企业能够做到的，而一个单打独斗的家庭非遗作坊是无论如何无法达到如此业绩的。

这些非遗企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多为历史悠久的老字号。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当企业为了市场份额而走向规模化、批量化生产时，非遗所珍视的传统手工性如何得以保全与体现？同样作为老字号的企业，“狗不理”也在不断发展中，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包子的品类，尽可能满足多方面消费者的口味，企业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让企业发展，企业引进了自动化设备，可以严格按照狗不理的配方进行生产，很多包子生产出来后进行冷冻化处理，主要供应全国各地的超市，因为批量化机器生产，所以价格比较亲民。还有一部分是传统手工的包子，按照过去的手工工艺严格执行，产量比较低，价格就相对高一些，主要销往各大酒店。可以看出，非遗企业也在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中，企图走出一条既能保护传统延续传统，又能在当代生存发展之路。用批量化的生产满足市场需求，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养护传统的非遗传承人继续精工细作的手艺。

闻药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作为百年的非遗项目，鼻烟似乎渐渐已经成为过去式，但其实它在当代人的生活中还有很大的市场。过去鼻烟需要配上精美昂贵的鼻烟壶，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阶层和社会地位。随着时代发展，企业让非遗作为传统文化和保健的需要出现，人人都可以使用闻药（灵活地修订了鼻烟的命名）。轻便的方式携带，方便的方式享用，提神醒脑、保健安眠等功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弘扬。表面上看，鼻烟完成了从奢侈品到大众保健休闲品的转变，其背后反映的是企业主体为推动非遗项目适应时代，主动迎合市场需求所进行的大胆创新。而这一切的取得都需要强大的企业团队力量。

益德成闻药

（四）非遗互助成为可能

在非遗保护的现实语境中，项目之间的孤立发展往往使得资源分配、市场进入和人才培养面临瓶颈。而非遗项目之间的协同互助，作为一种基层社会自主探索出的实践方式，正逐渐显现出其潜在的现实价值和机制意义。部分非遗项目因契合当代审美或具备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已初步建立了稳定的发展路径；另一些则凭借国家级或省级的认定，获得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舆论关注。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非遗项目因地域偏远、市场狭窄、传承链条断裂等问题面临生存困境。在此背景下，构建非遗项目之间的互助机制，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探索非遗保护的多主体合作新模式。

非遗高校研培计划的实施为互助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自2015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搭建了集中学习、跨项目交流的平台，强化了横向联系与合作意识。在共同学习与实训的过程中，不同技艺门类的传承人逐步建立起长期联系与合作纽带。一些工艺品类项目如布老虎制作，由于市场订单的扩大，出现了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此时传承人之间通过“订单共享”的方式实现协作，既完成了商业任务，也增强了彼此间的互信基础。更有甚者，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传承人在研培期间分享其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有效启发了其他传承人，促使他们转变传统观念，积极运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手段拓展销售渠道。这类由交流产生的互助行为，不仅提升了个体非遗项目的可持续性，也推动了整体非遗生态的网络化、互补化发展。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基层民间在非遗互助方面的自发实践。例如，天津刘家园法鼓会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村落整迁后仍保持高度的社区凝聚力与文化传承力。在其发展日渐稳固之际，得知同属天津地区的八蜡庙高跷老会因人员流失、传承断裂濒临解散，法鼓会主动发动社区力量进行援助。通过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等形式，原有高跷老会的技艺得以转移至法鼓会年轻成员中，并通过组织结构的整合，由法鼓会会长兼任高跷老会的管理职务，实现了项目的接续与复兴。这一案例展示了非遗项目间的横向联合与文化责任感如何共同作用于遗产保护，形成了一个“以强带弱、以活扶危”的有效路径。

非遗项目之间的互助机制，不应被视为偶发性的个例，而应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方向纳入政策视野。从实践层面来看，这种机制能够补足政府扶持之外的社会动能，弥合官方机制覆盖不到的区域与群体。从理论层面分析，非遗互助不仅是一种“技术共享”或“资源协作”，更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责任意识的体现，有助于推动非遗保护从“单项维护”向“群体协同”转变。

天津刘家园法鼓会

三、基于系统性思维的非遗可持续性发展

除了以上的非遗保护的新思路以外，还应从系统思维方法的角度，对非遗保护进行顶层设计，这样可以避免非遗保护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多一些全面观和整体观。在人类长期认识过程中，系统思维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整体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和演进性原则等，深入阐释这些原则对于提升在非遗保护中的系统思维能力至关重要。具体而言，系统思维要求我们将非遗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通过分析其内部各要素间、要素与系统整体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来综合、全面地把握非遗的本质与特征。在此过程中，应避免机械地割裂非遗的完整性，无论是空间上的分割还是时间上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对非遗存在误解与破坏。为此，我们可以从目前进行的文化生态区保护中看到系统性思维的具体呈现。可以设想，文化生态区保护的成功经验加上对系统性思维的强力加持，必将使得非遗保护更趋于全面和整体，也会解决目前非遗项目化后造成的割裂和孤立的偏差。

（一）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思路

从系统性的思维出发，考虑非遗所在的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因素，从传统的地域核心文化出发，对非遗所在区域进行全面的保护。比如迪庆州已经设立了多个传统文化保护区，如尼汝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奔子栏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和维西县叶枝镇同乐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等。这些保护区的设立旨在保护和传承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歌舞、技艺、民俗等。迪庆州以综合传习中心建设为突破口，建设传习中心、传习馆、传习所、传习点四级非遗保护传承空间体系，搭建非遗保护、利用、展示新平台，构建保护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空间，真正做到保护区文化遗产的整体化保护。截至目前，迪庆州已建成传习场所近200个，各乡镇有相应的传承点近百个。自保护区设立以来，迪庆州委、州政府积极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和记录工作。通过区域性、整体性保护实践，开展全州性普查工作，完成了一大批濒危项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形成了大量的抢救性记录成果。通过抢救性记录工作实践，非遗工作者对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的表演技艺特点或生产过程形成了具体操作模式。同时，积极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通过数字化记录为非遗的文字化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非遗名录体系、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界定文化空间，并突出试点和重点项目，系统推进了保护实验区的整体性保护工作。该举措不仅推动了与非遗密切关联的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的认定、建档与挂牌保护，还与旅游开发结合，促进了资源的修复与重构。在保护实践中，迪庆州深刻认识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生态空间的重要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采取了就地保护策略。他们坚持在非遗项目的原生地保存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源，并在其传承环境中实施生产性保护，以确保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此外，迪庆州还将藏族黑陶、金属铸造、藏刀锻制与传统酿酒等区域性非遗项目纳入生产性保护基地，开展系统性传承实践，进一步深化了非遗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

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成，为系统性保护提供了范例。那就是在看似经济偏远落后的地方，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资源，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向深入，并能借助文化为当地人造福。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环境，不仅仅是物的世界，更有物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传统，这些带有历史积淀和人文情感的文化靠世代生长于斯的百姓代代相传，并坚守。而生态文化保护区让这里九个民族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将各自的文化相安无事地开花结果，保留着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十分难得，这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保留和传承宝贵的传统，也是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的不懈努力。

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为区域性非遗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实施有效保护措施，修复了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民众生活生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生态文化环境。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于其原生区域，使之成为“活态文化”，是保护文化及其生态的有效途径。与之对应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深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根基，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应从实践维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揭示其本质。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同时，自然也是人类实践的对象，但人类应以谦卑之心对待自然，而非主宰之态。该思想还汲取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等西方生态理论的精华，将生态文明视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级文明形态，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回顾我国的生态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历程，我们不能不佩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正是在这种前瞻性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非遗被置于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保护空间中进行规划与实践，才获得了全面、综合和整体性的保护。

（二）区域整体性保护的思路

在非遗保护领域，当前正逐步形成以区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的思路，并与国家层面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步推进。黄河、长江、长城与大运河等作为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走廊，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联结纽带，更在历史上孕育出丰富多样的非遗类型。这些流动性强、联通性高的文化空间，促成了跨区域的非遗交流与融合，使得非遗在互动中持续演化，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与文化适应性。然而，随着跨区域传播的频繁开展，也引发了非遗资源同质化的潜在风险。因此，非遗保护不仅需依靠制度与平台推动，更需依赖于传承人对文化本原的坚守与创新表达。若传承人能够坚持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的遗产观，在交流中激发创造力并坚守地域文化特殊，非遗不仅不会在融合中被同化，反而能够在互动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宏观层面看，以京津冀区域协同非遗保护为例，三地近年来逐步建立起覆盖互惠共生、合作共赢、协同创新、共建共享、利益协调与补偿等维度的合作机制，形成了从资源共享到市场转化的良性循环。在政府推动下，通过举办联合展会、人才交流、非遗培训等方式，三地在文化传播、社会认知与经济协同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了非遗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广泛转化与社会认同的扩大。此外，京津冀非遗保护也正与生态治理、绿色转型与文化生态建设协同推进，为非遗营造出更可持续的环境基础。这充分证明，新时代的区域整体性保护，其内涵已远超传统的资源系统梳理，而是一种更需推动共同阐释与多元合作的深入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非遗的社会认知度，也为区域文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更具韧性与持续性的制度路径。

生产性保护、市场化保护、非遗工坊式保护、数字化保护、建档记录式保护、法律保护，当列举这些保护方式时，我们基本上可认识到，目前非遗保护已经到了立体且全面的地步，但反思这些保护方式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不足，每一种保护方法都可能在面对浩瀚而种类繁多的非遗时，不能全然适合。于是将现代设计融入非遗，让文创为非遗赋能，让非遗企业主动加入非遗保护和传承，让非遗互助成为可能，这些新鲜的思路可能会对目前施行的各种非遗保护方式有补充和提亮的作用，并不断完善保护工作的不足和遗憾。但无论怎样的非遗保护方略，其最终目标都是推动非遗项目实现内在发展动力的增强，逐步摆脱对单一政策扶持的依赖，形成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机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全面、整体的政策引领，并需在健康的非遗生态中才能得以实现。本文所倡导的，正是在系统性思维指导下，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区域整体性保护等路径来构建这一生态。这些前沿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持续推进，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其最终目标在于：为传承人营造一个和谐共生的传承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进而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非遗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更全面的保护与更有利的传承环境，传承人能赢得尊严与敬意，而消费非遗则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唯有在这样的整体性框架下，那种孤立、割裂的非遗保护情况才会减少，相互关联的非遗传承机制才可能产生。也唯有如此，非遗的文化生态才得以重塑，其内在生命力方能被充分激发，从而确保非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真正实现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作者简介

马知遥，文学博士，建筑学博士后。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建筑学院建筑学博导、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博导。昆仑英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天津市签约作家。天津大学首届求是教学楷模奖教金获得者，天津市优秀教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导。文旅部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民委一带一路人文与人才发展研究中心智库首席专家，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