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透视:重庆合川“杀猪宴”火爆出圈的民俗思考
合川“杀猪宴”之所以能火爆出圈,本质上是“数字时代+都市焦虑+乡土年味”三者的一次共振。在民俗学视角下,它是一次被短视频媒介放大、又被地方政府快速接住的“年俗仪式复兴”——既让我们看到传统“杀年猪、吃刨猪汤”在当代依然巨大的情感凝聚力,也暴露出仪式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流量场之后,在伦理、权力与主体性上的复杂问题。
一、回看事件:从“按猪求助”到“现象级年俗嘉年华”
起因:2026年1月,合川庆福村村民“呆呆”在抖音发视频:“1月11号家里杀两头年猪,爸妈年纪大了按不动,谁有空来帮忙?请你吃刨猪汤!”还附上了定位,半开玩笑说“就想家门口停满车,比结婚还热闹”。
爆发:视频两天内获赞超18万、转发14万,她建的5个500人群全满,粉丝从几百涨到百万级。原以为最多十来个人,结果上千、甚至两天累计超5000人次涌向村庄,车辆超千台。
现场形态:原本的家庭杀猪,被网友捐赠和文旅支持追加成5头猪;院子、田埂、路边都摆起流水席,有人帮忙按猪、烧火、掌勺,有人捐猪、捐菜、指挥停车,还有舞龙、打铁花、烟花和直播——直播间峰值在线超过10万。
政府反应:合川文旅、公安、农业等部门连夜到场维持秩序、分发景区门票和合川桃片;事后迅速宣布要设置“呆呆同款刨猪汤”体验点,打造“刨汤民俗文化季”和精品旅游线路,努力把流量变成“留量”。
负面杂音:有报道提到红衣网红怼脸直播、有人连夜抢注“呆呆”相关商标、活动后满地垃圾引发争议,甚至有人担心“呆呆”网名难以保住,显示事件在温情表象下的复杂性和风险。
从一场家庭求助,迅速跃升为全网瞩目的“乡村年俗嘉年华”,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值得用民俗的眼光去细看。
二、合川杀猪宴:一场“数字时代年俗”的多重互动
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把这场杀猪宴背后的“民俗—媒介—权力”互动关系梳理一下:
A[传统年俗:杀年猪、吃刨猪汤] --> B[个体发起:呆呆“求助按猪”视频]
B --> C[平台放大:短视频算法裂变、直播围观]
C --> D[线下参与:网友自发赶赴、分工、共食]
D --> E[现场升级:流水席、舞龙烟花、民俗表演]
E --> F[政府介入:秩序维护+文旅推广+IP化运营]
F --> G[“刨猪汤”文旅IP:体验点、民俗季、精品线路]
C --> H[负面效应:过度直播、商标抢注、环境压力、主体性被挤压]
H --> I[民俗反思:仪式边界、商业化边界、数字伦理]
D --> J[情感收获:乡愁满足、陌生人互助、年味重建]
J --> K[文化认同:乡土温情+地方形象再塑造]
想说的是:
“杀猪宴”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传统习俗、个体叙事、平台算法、集体参与、政府治理与资本/流量逻辑之间的一个交汇点。民俗学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力量慢慢“解开来”。
三、杀年猪习俗本身:从乡土仪式到“乡愁符号”
1. 传统语境下的意义
在农耕社会,“杀年猪”远不止准备肉食那么简单,它至少有几层功能:
经济功能:年猪往往是家庭一年重要的“资产积累”,杀猪既是盘点收成,也是为来年储备肉食和礼物交换资源。
祭祀与祈福:不少地方在杀年猪前后会有祭祖、敬神的活动,在风水与五行观念中,猪常被视为丰盈与稳定的象征,仪式被视为对未来运势的“调整与祝福”。
社会关系再生产:邻里互助“按猪、褪毛、做菜”、互相请吃杀猪饭,是熟人社会互惠与互助文化的典型体现。学者强调它“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承载家庭与邻里之间的情感”。
2. 现代社会的淡化和“符号化”
随着城市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冷链和超市的普及,“杀年猪”在城市生活中几近消失,只剩下:
记忆里的味道:很多人对“刨猪汤”的印象停留在童年。
象征性的“年味”:在鞭炮被禁、年味变淡的背景下,“杀猪宴”反而成了最具“攻击力”的年味符号之一,有民俗学者就直接指出,合川刨猪宴“保留了完整的民俗程序,唤起了乡土集体记忆”。
也就是说,这次合川杀猪宴爆火,某种意义上是都市人对“正在消失的年俗仪式”的一次集体“追忆与复现”。
四、从“私人年俗”到“公共嘉年华”:民俗边界的移动
这场杀猪宴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空间边界”发生了巨大移动:
原本是:庭院—亲属—邻里的“私人/半私人仪式”。
瞬间变成:互联网公共广场+千人流量的“公共狂欢”。
从民俗学角度看,有几个关键变化:
1. 参与者从熟人到陌生人
传统杀猪饭,参与者多是亲戚、邻里,是“熟人社会”的互惠与情感交换;而合川现场,很多人互不相识,靠的是一条短视频的号召力。陌生人在短时间内形成分工:按猪、烧火、掌勺、指挥交通、打扫卫生——这是一种“基于平台的中介性熟人化”,既让人感到久违的人情温度,又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
2. 仪式对象:从祖先、神灵到“镜头前的观众”
传统杀年猪往往伴随祭祀、祈愿,对象是祖先、土地神、灶神等看不见的存在。
在合川,直播镜头把这一对象置换成了“线上观众”:现场人的许多动作——喊号子、举碗敬酒、放烟花——既在完成仪式,也在“为镜头表演”。仪式的意义部分从“与神圣/祖先对话”转向“与网络公共情感对话”。
3. 从“周期性”到“事件性”
传统杀年猪是按年周期重复的地方节律;而这一次,更像是一次由媒介点燃的“事件”(event),具有突发性、戏剧性和不可复制性。它被迅速打包为“新年文旅第一爆”“现象级文旅IP”,强化的是其“事件属性”,而不是“周期节律”。
这种移动,让民俗本身从“日常的生活节奏”中被抽离,成为一种可以被展示、被消费、被复制的“文化产品”。
五、数字媒介与“数字乡愁”:算法如何重塑民俗传播
1. “数字乡愁”的集体释放
媒体指出,这场刨猪汤盛宴折射出“都市人群对乡土生活的情感渴求”,数字平台不仅是围观窗口,更创造了亲身参与的可能,形成所谓“数字乡愁”的集体释放。人们驱车几百公里,不只为一碗汤,而是“一种与土地连接、与传统对话的情感体验”。
2. 算法偏好与“极端真实”的传播逻辑
为什么是这条视频火了?
极简的叙事:孝心+求助+请吃饭+小虚荣(“比结婚还热闹”)。
几乎无脚本、无滤镜:“真诚感”在充斥套路的网络世界里格外稀缺。
强动作感:按猪、烧水、褪毛、流水席、舞龙、烟花,都是画面感极强的场景,天然适合短视频与直播。
算法会迅速把这类互动强、情绪饱满的内容推上流量高地,从而让一个地方性的年俗,一夜之间被推向全国甚至海外。
3. “线上围观+线下奔赴”的立体传播矩阵
合川事件中,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超过10万,线上点赞过400万,线下则有数千人参与,形成了典型的“线上围观+线下在场”的立体结构。
这改变了传统民俗“在场的仪式”,变成“可远程观看、可弹幕参与、可截屏二创”的流动文本——民俗的“现场性”被扩展,也被重构。
六、温情与现实:互助、治理与伦理张力
1. 乡土互助的现代延续
很多评论把这场杀猪宴称为“人间烟火气的回归”“治愈都市疏离的一剂良药”,强调它再现了乡土社会中守望相助的传统:有人送猪、有人送菜、有人主动承担主厨,有人指挥交通,有人帮忙清理现场。这种“你帮我、我帮你”的逻辑,确实是传统社会互助伦理在陌生人情境下的某种延续。
2. 地方政府的“顺势而为”与治理能力
合川文旅、公安等部门迅速到场,既是秩序维护,也是主动把这一偶发流量导入地方文旅的“引流行为”:现场分发景区门票、赠送特产,随后策划“刨汤民俗文化季”、设置“呆呆同款刨猪汤”体验点、推出精品游线等。
这种“不堵反疏、顺势引导”的做法,被不少学者和媒体视为“成熟的流量运营智慧”,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政府搭台、网红唱戏、村民受益”的样本。
3. 负面效应与伦理反思
流量反噬个体:有红衣网红怼脸直播,有人连夜抢注“呆呆”相关商标,把一个普通农家女推到商业漩涡中心,甚至有人担心“呆呆”网名都难以保住。
环境与秩序压力:活动结束后满地垃圾的画面让当事人“关播落泪”,也引发对乡村承载力、环境治理的担忧。
安全与责任风险:从两头猪变成五头猪、从十几人变成几千人,私人邀约实际上已经超出家庭的能力范围,需要政府、企业、志愿者等一起托底,一旦出现食品安全或人身安全事故,责任链条会非常复杂。
从民俗学视角看,这提醒我们:
当一种原本属于私人或社区内部的仪式,被推向全国流量舞台时,如果没有清晰的“保护框架”,很容易造成对“仪式发起者(往往是普通村民)”的过度消费。
七、合川杀猪宴带来的几个民俗学命题
1. “民俗”是谁的?主体性与话语权
传统上,民俗是“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是“老百姓自己创造、自己享用、自己传承”的。
但在合川杀猪宴中,我们同时看到:
个体(呆呆)最初的主观动机:为父亲分忧、让家门口热闹一回,带有朴素的家庭叙事色彩。
平台算法与网红经济:把她的故事迅速包装成可复制的“流量剧本”,吸引各类网红进场蹭热度、抢注商标。
地方政府与资本:迅速把这一“民间自发事件”纳入地方文旅品牌规划,通过IP化运营、“同款体验点”、民俗季等方式,完成从“事件”到“产品”的转化。
在这一链条里,作为民俗“原点”的村民家庭,其主体性是脆弱的——他们获得关注与资源,也可能成为被消费的符号。如何在“出圈”的同时,避免把民俗简化为“IP”“段子”和“打卡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伦理问题。
2. 商业化与传统保护的张力
不少学者已经提醒,类似活动如果一味追逐流量和规模,很容易走向同质化、表演化,甚至伤害传统本身。
但完全拒绝商业化,也可能让年俗在现代经济中难以存活。合川案例给出的中间道路似乎是:
保持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继续在村庄、在庭院、用本地黑猪和本地厨师。
适度“节庆化”:将活动设计为民俗文化季的一部分,配套厨艺比赛、年猪祭祀、民俗体验等,使其更具可参与性和可持续性。
关键在于度——不是把仪式变成“固定时间、固定脚本、固定票价”的主题公园表演,而是让商业逻辑为真实的社区生活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3. 数字时代的“民俗治理”与责任分配
这次事件能相对平稳收场,与地方政府的迅速介入密不可分。但从长远看,需要的是一种“事前可预期、事中有规则、事后有反思”的民俗治理框架,例如:
对于可能引爆的大型自发民俗活动,是否有快速风险评估机制?
对个体发起者,是否有必要的风险提示和免责边界?
对参与者和蹭流量者,是否有基本的伦理规范(如禁止对普通村民进行过度曝光、恶意围拍)?
只有把这些“看不见的规则”想清楚,才能避免把“温情故事”变成“创伤性事件”。
八、从合川看更广泛的问题:民俗如何在数字时代继续“活”下去?
如果说合川杀猪宴是一个个案,那它背后反映的却是普遍问题:
1. 民俗不再只是“乡下的东西”
当大量城市人口通过短视频与直播“看见”乡村民俗时,民俗已经成为城乡共同想象的一部分——它既是都市人回不去的乡愁,也是乡村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自己的资源。
2. 传播力不等于生命力
一次出圈,可以带来几十万条点赞、上千人参与;但一个习俗要真正“活下去”,还得回到日常生活和社区之中,被年轻人接纳、被持续实践。
“出圈”很重要,但“回村”——回到村庄生活、回到社区节律,更关键。
3. 需要新的“民俗伦理”
在传统语境里,民俗伦理多围绕家族、宗族、村落展开;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一套新的伦理框架来回答:
当普通人因为一条视频被推上流量中心时,社会、平台与地方政府该如何保护其尊严与安全?
民俗事件被“产品化”“IP化”时,如何不把村民和仪式变成单纯的“景观”?
九、从“一碗汤”到“一座桥”
如果把合川杀猪宴看作一碗“刨猪汤”,它的味道其实很复杂:
有乡愁与温情:人们在这一碗汤里,喝到了久违的年味与人间烟火。
有流量与算计:平台算法、网红经济、地方政府,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借题发挥”。
有困惑与张力:私人仪式被放大到公共空间后,边界、责任与伦理都变得模糊。
但正因为复杂,它才值得被当作一个“民俗切片”反复咀嚼。
它提醒我们:数字时代的民俗保护,不是简单地把老习俗“搬上网”或“包装成文旅产品”,而是要问——
这一场仪式,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意味着什么?
当它被更多人看到、参与之后,他们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被挤占、被消费了?
从这个角度看,合川杀猪宴不只是一次出圈的“热闹”,而是一座桥——
一头连着正在消逝又不断被重新想象的乡土记忆,一头连着数字时代复杂的权力与情感结构。站在桥上,我们既不能只沉醉于“人间烟火气”的感动,也不能简单把它斥为“流量闹剧”,而是学会更审慎、更温柔地看:这些带着血温与烟火气的习俗,如何在现代社会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活法。

非遗资料图文:
严敬群:作家,客座教授,研究生行业导师,非遗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指导师,深耕非遗领域十余年,在《中国文艺报》《中国民族报》《中国国家旅游》等报刊发表专业文章数十篇,主编各类图书500多本。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非遗产业孵化创业园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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