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十五五”规划非遗创新发展路径(一)
非遗的“创新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跨政策、跨行业、跨专业、跨群体的系统工程——从顶层设计到资金、从教育到科技、从市场到法治,没有哪一个部门能“自己包打天下”。只有在多部门协同、多方共治的框架下,非遗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顶层设计层面:国家已经把“多部门协同”写入制度
国务院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成员包括中央网信办、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民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20个部门,职责就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
十部委还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明确了从项目保护、人才培养、数字化保存、品牌打造到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等一整套任务,分别对应文旅、教育、科技、工信、财政、人社、商务、知识产权等部门的职能。
这说明在国家层面,“非遗创新发展”就不是文化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典型的“多部门共治”议题。
二、资源整合与政策合力:每个部门手里的“牌”不同
非遗要创新,需要的资源非常综合,大致可以归纳成几类,而每类都有对应的主管部门:
1)规划与综合政策资源
发改委:把非遗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大运河、黄河流域非遗保护协同机制就是典型)。
自然资源、住建部门:保护非遗赖以生存的空间,比如历史街区、传统村落、非遗特色村镇、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文旅部门:统筹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等新业态。
2)资金与经济资源
财政部门:安排非遗保护专项资金、传统工艺工作站经费、非遗工坊补助等。
乡村振兴、人社部门:支持非遗工坊建设,把传统工艺做成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增收。
商务、工信部门:扶持非遗相关中小企业、手工艺企业,推动电商、直播带货、产业集群发展。
3)人才与教育科研资源
教育部、人社部:推动“非遗进校园”“非遗在校园”、高校与职业院校开设传统工艺专业,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构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培育”的链条。
科技部、工信部门:支持数字技术(3D采集、动作捕捉、AI修复、VR/AR等)在非遗记录、传播与体验中的应用,推动“非遗+数智创新”。
社科院、高校科研机构:开展非遗理论与当代价值研究,提供决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4)法治与市场环境资源
知识产权局: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为非遗技艺与衍生品的确权、运用、维权提供制度保障,帮助传承人进入现代市场而不被轻易侵权、盗用。
市场监管部门:规范产品质量、地理标志和品牌建设,让非遗产品“卖得出去、卖得好、卖得久”。
可以看出,每个部门手里的“牌”不同,只有协同出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包,让非遗从“被保护”走向“能发展”。
三、协同治理与多元共治:单一主体“扛不动”的现实困境
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非遗保护早已从“政府单一主体保护”转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模式:研究指出,非遗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领域复杂,仅靠政府一方面难以实现全覆盖,容易出现“资源碎片化”“保护方式同质化”等问题,需要借助企业、高校、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方力量形成协同网络。
在现实层面,单一部门主导会面临几类典型问题:
资源有限、覆盖不全:财政人力有限,难以覆盖所有项目和传承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小众项目;
专业能力不足:传统工艺、数字技术、品牌运营、法律维权等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能力,一个部门难以“样样精通”;
信息不对称、各自为政: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产业部门之间如果缺少协作机制,很容易出现“各干各的”、资源重复建设或关键环节缺位;
创新动力不足:没有市场、教育、科技等部门共同参与,创新往往停留在“做点活动、办点展览”,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教育模式。
正因如此,文献和政策都把“协同治理”视为提升非遗保护与创新水平的关键路径。
四、不同类型“创新”需要不同部门深度参与
“创新发展”并不是一个抽象口号,具体可以分成几条主线,每条线都需要多部门协作:
1)产品与产业创新
文旅+商务+工信+乡村振兴:
设计符合现代审美的非遗衍生品(文创、日用品、潮玩等),需要设计、品牌与营销能力;
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扩大销售,需要电商、物流与营销生态;
建设“非遗工坊”“传统工艺工作站”,形成产业集群,就需要产业政策、财税支持和乡村振兴政策配合。
2)教育与人才创新
教育部+人社部+文旅部门+高校:
推动高校、职业院校设立非遗相关专业,培养“有技能、会设计、懂理论”的复合型人才;
将非遗纳入中小学美育、地方课程,培养“小小传承人”;
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统手艺人提升设计、经营与数字技能。
3)数字技术与传播创新
科技部+工信部+文旅+网信+媒体平台:
建设非遗数字资源库、制定数字化保存标准,实现从“抢救性记录”向“系统性活态传承”转变;
利用AI、VR、AIGC、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展览、互动体验、线上展演,吸引年轻人参与;
与短视频、直播平台合作,鼓励传承人入驻,通过教学、展演、故事讲述扩大传播面和影响力。
4)制度与治理创新
知识产权+司法+文旅+市场监管:
建立非遗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开通确权绿色通道,提供许可、质押等市场化运用方式,并构建维权支持体系;
在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特色村镇建设中,形成统一管理机构、共建规划,打破部门壁垒,实现“1+1>2”的效果。
可以说,任何一条创新路径,本质上都是跨部门、跨专业的综合行动。
五、区域协作与整体性保护:跨地区、跨部门的“双重协同”
非遗往往与特定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共生,因此“区域性整体保护”与“跨地区协同机制”也很重要:
大运河、黄河沿线省份建立非遗保护协同机制,共享经验、统筹资源,推动跨区域文旅融合发展;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建设非遗大集、非遗超市、非遗传习所等,把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推动区域文旅、文创、教育等整体发展,这就要求文化、发改、财政、住建、教育、旅游等多部门在统一规划框架下协同推进。
这里的“协同”,既包括同一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也包括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
六、用一个示意图,把“多部门协同”的逻辑串起来

这张图想表达的是:
上游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部门分工;
中游是通过多部门合作形成一个个具体载体(村镇、工坊、学校、IP机制等);
下游才是我们看到的“非遗创新成果”:好的产品、好的教育、好的文旅体验;
最终目标是提升非遗的传承能力、文化影响力和发展可持续性。
七、多部门协作的几个关键点
综合政策、实践与研究,“为什么必须多部门协作”的核心原因:
1)非遗的属性决定了它不是单纯“文化事务”,而是嵌在空间、经济、社会、教育、科技之中的复杂系统;
2)不同部门掌握不同资源(规划、资金、人才、技术、法治、市场),单一部门难以提供非遗创新所需的全要素支持;
3)国家制度设计(部际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合发文等)已经把“多部门协同”写入工作主线,地方实践也证明协同机制能明显提升整体保护与发展的水平;
4)学术研究和基层案例反复表明,多元共治、协同治理比单一主体治理更有效率、更有韧性,更能激发创新活力。
因此:
没有“多部门协作”,非遗的创新发展容易停留在点状项目、碎片化活动,很难形成体系化、可持续、能自我造血的生态。
有了“多部门协作+多元共治”,非遗才能从“被保护的对象”变成“参与社会发展的资源”,在现代生活中真正“活”起来。

非遗资料图文:
严敬群:作家,客座教授,研究生行业导师,非遗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指导师,深耕非遗领域十余年,在《中国文艺报》《中国民族报》《中国国家旅游》等报刊发表专业文章数十篇,主编各类图书500多本。
“严选非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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