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解读

2017年9月1日施行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足四川多民族、多地域非遗资源禀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基础上细化制度设计，构建起调查建档、名录管理、传承传播、分类保护、法律约束的完整地方法治框架。

本文以条例文本为切入点，梳理其立法亮点，剖析条例落地后的四川非遗保护实践成效，反思现实困境，并结合条例精神提出优化路径，为地方非遗法治化保护提供参考。

一、条例出台的时代背景与立法定位

四川民族多元，非遗资源数量大、类型丰富，藏、羌、彝等少数民族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资源富集，在全国非遗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之后，四川非遗保护工作面临资源普查深化、传承人管理、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保护、非遗开发滥用等现实问题，亟需地方性法规细化上位法、贴合巴蜀本土实际。

2017年6月3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共七章六十三条，自2017年9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兼顾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将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发展纳入立法目标，把四川非遗保护多年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成为四川省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地方法规。

条例第三条明确区分保存与保护两个核心概念：保存侧重认定、记录、建档等静态措施；保护侧重传承、传播等活态实践，厘清非遗保护基础逻辑，避免把非遗简单等同于文物式静态封存，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

二、《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制度创新与地方特色

（一）强化政府责任，向民族老区边远地区倾斜

条例第五条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建立非遗保护协调机制，将非遗保护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压实政府主体责任。第六条专门作出倾斜性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结合扶贫开发，在资金、人才、设施上予以扶持，契合四川民族地区多、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省情，是上位法基础上的重要制度增补。

同时厘清部门权责：文化主管部门主责，发改、财政、教育、民宗、旅游、卫健等多部门各司其职，乡镇街道协助开展基层保护，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保护工作体系。

（二）规范非遗调查制度，完善境外调查监管

条例第二章系统规范非遗调查工作：政府主导普查，鼓励社会力量提供线索；重点对境外组织、个人在川非遗调查作出严格审批管理，要求境外组织必须与境内学术机构合作，调查结束提交调查报告与资料复制件，配套设置严厉法律责任，防范非遗资源不当外流，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建立濒危项目目录制度，对濒临消失项目优先抢救；强制建立档案数据库，推行部门调查信息共享，除保密内容外档案数据向社会公开，实现调查成果公共化。

（三）健全省‑市‑县三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完整程序

条例确立省、市、县三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明确列入名录四项条件，兼顾历史科学价值、文化代表性、世代传承、地域民族特色。完善多元申报渠道：政府遴选、单位与公民均可申请、建议。

建立专家库与专家评审制度，严格设置初评、审议、公示、公布、备案全流程，公示不少于二十日，设置异议处理机制，实现名录评审公开公平公正，把好项目入库法律关口。

（四）传承人与保护单位双主体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条例第四章突破仅聚焦传承人的模式，将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与代表性传承人并列认定，明确保护单位资质条件、法定职责，同时细化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申请途径、权利义务，形成“保护单位+传承人”双轮驱动的传承机制。

开创性确立动态考核退出机制：文化主管部门定期评估保护成效，保护单位、传承人不履行义务限期整改，拒不整改取消资格；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可补充认定新传承人，原传承人保留资格；项目彻底消亡可依法退出名录，打破名录“终身制”，保障名录质量。

（五）构建多元传播体系，推动非遗进校园、进公共文化空间

条例把传播普及放到突出位置：要求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开展非遗展示研究；报刊、网络媒体开展宣传；明确教育机构将本地优秀非遗纳入教育内容，鼓励校本课程，支持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支持高校、职业院校设立教学研究基地，培养专业保护人才，打通学校教育与非遗传承通道。

政府利用公共场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节庆开展传播，将非遗传承展示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目录，拓宽社会化传播路径。

（六）首创三类分类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制度

条例第五章结合四川非遗生存现状，设计差异化保护路径，是条例最大亮点：

1. 抢救性保护

   ：针对濒危、活态传承困难项目，通过记录建档、征集实物、保护文化空间、特殊培养传承人进行抢救；

2. 传承性保护

   ：传承基础较好、受众广泛项目，依托传承人、传承基地稳定开展传承；

3. 生产性保护

   ：面向传统技艺、美术、医药类有市场潜力项目，鼓励在守住真实性、核心技艺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建设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

同时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对非遗资源富集、文化认同高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统筹非遗、传统村落、历史街区、自然人文环境，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实现从保护单个项目走向保护文化生存土壤，高度契合四川民族聚居区保护现实需求。

（七）完善法律责任，补齐惩戒短板

条例第六章设置完整罚则：对境外擅自调查、申报弄虚作假、公职人员履职失范、侵占损毁非遗实物场所等行为分别设置警告、没收、罚款、政务处分，将名录申报造假、经费挪用等现实常见问题纳入法律约束，为保护工作提供刚性法律保障。

三、条例指引下四川非遗保护取得的实践成效

在条例的制度框架指引下，四川非遗保护实现从普查建档走向体系化活态保护，制度红利持续释放。 第一，四级名录体系日趋完备。建成联合国、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四级非遗名录体系，拥有联合国非遗7项，国家级项目153项，省级项目611项，形成完备的资源台账与数字化数据库，濒危项目抢救记录工作持续推进。

第二，传承队伍建设持续加强。落实条例传承人与保护单位双主体制度，认定一大批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实施研培计划，支持师带徒，对传承人予以经费补助；建立传承人档案，开展动态评估，倒逼传承履职，壮大传承梯队。

第三，分类保护落地见效。抢救一大批濒危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传统技艺；建设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扶贫工坊；设立羌族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藏羌彝等民族文化片区实施整体性保护，传统工艺振兴成效显著。

第四，传播教育社会化格局形成。持续举办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打造非遗之旅体验线路；推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建设大量非遗体验基地；线上线下结合开展遗产日、非遗购物节等活动，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

第五，社会参与渠道不断拓宽。条例鼓励法人、社会组织、公民参与收藏、捐赠、资助、研究，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渠道被充分激活，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生动局面。

四、从条例实施看四川非遗保护现存现实挑战

对照条例制度设计，四川非遗保护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短板：

1. 区域保护不均衡

   ：条例要求向民族、边远、老区倾斜，但部分市县财政保障不足，基层保护机构力量薄弱，人员编制紧缺，部分县级层面调查、建档、评估工作落实不到位，濒危项目抢救压力仍然较大。

2. 活态传承压力突出

   ：不少传统技艺、口头文学项目传承人年事已高，年轻后继人才不足；部分保护单位履职能力参差不齐，动态评估整改、退出机制在基层落地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3. 合理利用边界把握难题

   ：条例明确禁止歪曲、贬损、过度开发。部分地方存在重开发轻保护，商业化改造弱化非遗核心文化内涵；部分文创开发简单符号化，生产性保护存在“重生产、轻技艺传承”现象。

4. 社会参与深度不足

   ：虽然条例鼓励社会参与，但民间机构、企业参与保护的配套激励政策不够细化；公众参与多停留在观展体验，深度参与研究、传承、保护的渠道仍需拓展。

5. 非遗进校园落地不均衡

   ：条例要求非遗纳入教育体系，但城乡学校差距明显，校本课程开发、传承人进校园的常态化保障机制仍不完善。

五、立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完善保护工作的路径思考

（一）压实法定职责，夯实基层保障

严格落实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督促市、县两级政府真正将非遗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完善基层保护机构队伍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县的资金、人才、设施倾斜，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避免文化部门单打独斗，把条例法定责任转化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二）严格落实动态管理制度，激活双主体活力

严格执行条例第四章动态评估退出制度，常态化开展保护单位、传承人履职评估，对履职缺位的及时整改、调整；完善传承人激励保障，强化师带徒的政策支持；拓宽青年传承人的认定渠道，破解后继乏人难题，真正发挥保护单位组织保障作用。

（三）深化分类保护，守牢开发利用底线

持续落实抢救性、传承性、生产性三类保护模式。生产性保护坚持“保护优先”，严格守住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底线，杜绝过度商业化；持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尊重当地群众文化主体地位，统筹物质空间与活态文化，防止保护区“简单旅游化”。

（四）深化非遗教育传播，扩大社会参与

落实条例教育相关条款，推动非遗进校园常态化，完善校本课程、研培基地建设；进一步开放非遗档案数据库，方便公众查阅利用；细化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参与收藏、研究、传承，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五）强化法律实施监督，用好法律责任利器

加强对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重点督查经费挪用、申报造假、擅自调查、滥用非遗资源等问题；做好普法宣传，提升传承人、保护单位、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以法治约束守护非遗本真价值。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植根巴蜀大地，把国家上位法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地方制度，区分保存与保护，创新分类保护、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传承人‑保护单位双主体、动态名录管理等制度，为四川非遗保护筑牢法治根基。条例的价值，不仅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落地执行。面对传承危机、开发利用等现实难题，四川非遗保护应当持续回归条例立法精神，坚持活态保护，平衡保护与发展，充分发挥多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推动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非遗资料图文：

严敬群：“严选非遗”品牌创始人，在全国各地做非遗讲座百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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